朱大可的博客

仅仅过了20年，上海开埠，成为江南生丝和茶叶的主要口岸，由此取代了宁波港的原有功能。老外滩迅速衰败，退化为上海的辅港。宁波商帮也开始转向上海，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然而，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往返沪甬之间的千吨轮仍有20来艘，老外滩桅杆林立，人头攒动，汽笛声欢乐而凄厉，仿佛在经历各种形态的告别。 此刻，越过破败的浮动码头，游客还能依稀辨认出昔日的繁华踪迹。但那些饱经风雨的大船，终究还是退出了历史的视线。只有那些中西合璧的建筑保留下来，经过全面修缮和重建，成为我们缅怀往事的线索。它由数条风格各异的街道交织而成。在这里散步，能够观察到那些罗马风格的瓶式立柱、西班牙式的拱型门窗、哥特式的教堂尖顶、地中海的白色阳台、教堂式的彩色雕花玻璃窗、以及上海风格的青砖石库门，也能看到沿江铺就的硬木栈道和白砂石小路、英式铸铁路灯、以及那些眼神闪烁的游客……所有这些殖民地的拼贴景色，复活在21世纪零年代的黎明，照亮了宁波中产阶级时尚消费的前景。 但老外滩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并非那些著名商人的老宅，而是站立在桃花渡边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它的钟楼高达30米，为当时甬江北岸的最高建筑。它是法国传教士苏主教的精神产业，四周原本还拱卫着主教公署、本堂区和部分裙房。在平阔江面的映衬下，钟楼的穹顶、立柱和门窗一起向天空耸立，显示出伟岸奇崛的高度，它不仅要向人暗示神的存在，也要表述西方征服中国的信念。这座教堂建於1872年，也即清历同治十一年，就在这年，中国首批留学生启程赴美留学，帝国裱糊匠曾国藩溘然长逝，大清朝廷走进了风雨飘摇的黄昏。 而宁波却获得了二度崛起的契机。1844年元旦起，在鸦片战争中告败的清帝国，

六位国军伤兵。而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这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广电总局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 作为一个冒牌神父，英格曼是沦为流浪汉的“入殓师”，为躲避战争而在教堂纵酒买醉，还要吃妓女的豆腐，却在救赎他人的危机中，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这是一种源于小说原作者的更为高明的叙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莱坞和中国导演及片商的价值鸿沟。严歌苓的小说救了张艺谋，为其铺平通往美国加州的红色地毯。 为了推进影片的炒作事务，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写的《我和贝尔演床戏》一文，事关“好莱坞神父”和中国义妓的激情床戏，这种蓄意的披露，令其成为一件被事先张扬的“桃色案”，并为片方营造市场气氛的情欲前奏。 这场床戏炒作，是片商营销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无出路的情欲两边，分别站立着“神父”和妓女，代表灵魂和肉欲两种基本势力。但这场床戏究竟要向我们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灵挣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还是妓女在表演灵魂的超度？抑或是两者的共赢？而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死亡、仇恨和绝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

局面。 以资本家黄光裕锒铛入狱为前兆，关于“国进民退”的”传言”，在2009年度开始甚嚣尘上。这一“商业危机”促使一些亿万富豪谋求移民并试图向国外转移资产。另一方面，各国又因经济危机而降低商业移民门槛，吸引中国资金，如美国今年8月开始，把商业移民条件放低到50万美元，资金用于可选项目的借贷，不仅有年终红利，而且数年后返还，尽管当局不提供任何担保，更需创造 10个就业岗位，但还是吸引了大批中国商人。这场移民潮，令多年来的投资移民运动，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由此引发澳加房价飞涨和社会秩序混乱，加拿大政府最终不得不提出每年700人的名额限制，以阻遏中国移民的“大举入侵”。 在最新的第六阶段，也即2010年起，鉴于国内政治生态改变，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加快了移民步伐。知识分子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倒计时心态”。这种心态感冒般在四处传播，加剧了寻求移民的恐慌性浪潮。 中国移民史的六种变化，情节错综，跌宕起伏，犹如一部精彩的电视肥皂剧，其间包含了五种引人注意的趋势：由求学和知识性为主题的移民，向经济和政治领域转变；由个人移民向家庭团体移民转变；由单纯的求学、求职的个人事业发展，向避害性逃迁转变；由美、澳、加、日等国，扩展到世界各地；由出国打工赚钱，向带钱出国消费享乐转变；由移民的单一理由（如教育），而向总体化（教育、经济、文化、政治）方向转变。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向外移民的加速进程，都是“泰坦尼克式故事”的一种中国式表达。以船长为代表的官员们审时度势，事先安排好家属的撤离，他们是弃船策略的源头；头等舱旅客，作为上层精英阶层的代表，最先得到警告，因而提前撤退，成为弃船策略的最大受益群；在豪华大厅里纵情歌舞的大多数

园和避暑山庄，帝国的时间变得日益缓慢，并最终脱离了时间的世界体系。但八国联军的火焰，焚毁了这种自闭的时间，迫使它跟世界再度同步起来。新的大英帝国时间体系，由一大堆齿轮传动装置所带动，雄踞在各地海关大楼的顶部，向所有殖民地居民发布时间的律法。而后，各种以格林尼治时间为标准的计时器（便携式钟表）开始盛行。而另一方面，报时器也变得更加多样，它不仅来自海关大钟，而且也来自广播电台和有线高音喇叭。 1949年以后，中国时间开始了第一次加速的进程。政治“大跃进”的时间体系，支配了全体人民，继而引发前所未有的灾难。晚近的改革开放，则是中国人的第二次时间加速，它把全体中国人送入了更加狂热的财经运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成为一种严厉的国家咒语，它点燃了国家和个体的物欲，令所有人都陷入疯狂的时间焦虑。 中国式时间综合征的临床表达，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第一，所有人都自我延展工作时间，而把旅游和休闲视为浪费，导致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品质急剧下降；第二，不断催熟儿童智力发育，从3岁起就开始了汉语、英语、美术、音乐和舞蹈的训练，卷入应试教育的怪圈，而令幼儿完全失去童真与欢乐；第三，把政绩跟市政建设挂钩，令全体官员都成为高速机器的推动者，而以粗暴的方式（如强制性拆迁和暴力城管执法），加快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而这种加速运动的后果，只能是诸如高铁追尾之类的恶性事故。 这正是所有慢时间开始受到青睐的原因。宋时间和明时间，并非是退回农业文明的理由，却可以治疗我们因时间过速而带来的诸多创伤。这是清醒者开始缅怀旧王朝的缘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速度经济运动导致文化退化，以致我们如果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就无法正确返

习的日常功课，而是把贿赂经济的游戏规则带入宗教领域，以许愿和还愿的方式向神行贿，以为花费大宗金钱来递送红包、举办道场、修塑金佛、营造寺庙，抑或烧年初一头香和放生鱼虾之类，就能搞定神明，并获得罪的赦免。也就有僧人为了敛财，蓄意把信众引向“花钱消灾”误区，支持此类对“神谴”和“报应”无所畏惧的立场。这种“购买赎罪券”的畸形宗教运动，或将是压垮中国道德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原载《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42期） 广东佛山小悦悦两次被碾现场 挟尸要价 贵州毕节车站打工仔被撞后，40分钟内百人围观，竟无人出手救助 南通老妪被栅栏挤死，路人冷漠观看，无动于衷 一位名叫彭宇的南京青年，善意扶起跌倒的老人并送往医院，老太及家人竟反诬其撞人，向鼓楼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13万多元。而法庭判彭宇有罪。此案成为中国司法昏聩和道德沦丧的标志。 杰夫上传并管理 小悦悦和文化夜鹰丸 中国军事医学院最近推出的研究成果，令许多人感到无比振奋：一种叫做“夜鹰”的蓝色药丸，能够令服用者保持72小时不困不睡，并保持正常思维和体能。而关于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动议，正像夜鹰丸一样，让文化工作者深秋里有了空前的暖意。文化解冻、复苏和复兴的时代似乎即将到来。 然而，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根基，文化本身的内涵、价值和表象，始终未能获得正确的阐释。对于什么是文化，什么形态的文化才能算是繁荣？所有的官方指导文件都语焉不详。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脱离日常生活而抽象地存在，文化的真正主体也不是红歌类的文艺演出，而是信仰、伦理、趣味、风俗及其各种“乡规民约”。正是这

朱大可 后鲁迅时代的私家记忆 作为鲁迅的独生子，周海婴用照相机接续了鲁迅的事业——观察“后鲁迅时代”，记录那些经过选择的影像，形成数万张底片，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私家记忆。“我在摄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如今却无意间为大家与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周海婴在影集自序《镜匣人生》中如是说。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间的两种转向：首先是从旧帝国的批判者，转向了新国家的记录者。《冲胶卷》暗示了这种工具性转变。文字悄然隐退了，或只呈现为一个事后追加的标题，而影像跃出相机的光学镜头和皮腔，成为表达意图的基本工具。作为摄影爱好者，周海婴的大部分作品属于日常习作，但也有一些达到经典水准，像《打针》，颇有沙飞和吴印咸之风，而《熟食小贩》和《斜视》，更是传神的力作，可以视为周海婴的代表作。 其次是从批判者转向赞美者。相对前者而言，这是更深刻的转型。从1943年开始，周海婴就踏上了憧憬新事物的行程。在上海杜美公园，一群衰老的“民主人士”晒着太阳，仿佛在跟旧时代道别。这幅摄于1947的照片，体现了摄影少年对外部世界的敏锐观察。到了1948年，年轻的周海婴随同母亲一起，秘密加入红色叙事的行列。“东北进行曲”是整个摄影展的核心部分，它记录了“后鲁迅时代”知识分子的重大转型。 站在历史的拐点，周海婴面对双向选择：中共选择了许广平母子，而后者也断然选择了中共。周海婴的主题摄影，从家庭转向了阔大的社会变革。1949年夏天在济南，他拍摄了《新生》，在简洁的画面上，一个婴儿坐在澡盆里洗浴，面对镜头，他的背后是空旷的大街。这幅以新生为题的照片，象征着一个纯洁的新国家的诞生。在东北，他还拍摄了《土改后的喜悦》，展现农民

朱大可 乔布斯咬了上帝的苹果 谨以此文，悼念日前去世的乔布斯先生 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乔布斯，一个稀有的商业天才，向我们展示出技术美学和器物美学的奇迹。而在这方面，另一个叫比尔盖茨的人，只能望尘莫及。比较一下苹果和微软的视窗平台，就连一个傻瓜,都会做出正确的评判。 技术美学的成就，导致苹果电脑成为全球设计师的最爱。但是，IPHONE和IPAD的最大意义，并非只是技术创新，而是对人性的透彻掌控。乔布斯究竟发现并建构了什么呢？首先是它的功能性——满足从到资讯到游戏的多重需求；其次是便利性，它的“一键还原”，令此前所有手机都黯然失色。 但乔布斯主义的最大特色，还在于工业美学的成就。从未有过任何一款电脑，像苹果那样昂贵，同时又符合精巧、轻盈、简洁、光洁、华丽和匀称的美学尺度；也从未有哪一种手机，像苹果那样，从手感、质感和美感等诸多方面，企及电子器物美学的巅峰，征服了全世界的设计师和手机民众；从未有这么多的电子企业，疯狂抄袭苹果的每一个细节，制造出大量外形酷肖的克隆物。 我们已经发现，正是乔布斯本人，推动了两种类型的崇拜：对美妙的登峰造极的器物及其技术的崇拜，以及对其发明者、也即他本人的崇拜。这是器物崇拜在符号资本主义时代的最高典范。随身电子器物，在一个中等价格的平台上，达到了可以进逼著名奢侈品牌（如卡地亚珠宝和迈巴赫汽车等等）的级位。在精神性从人类舞台退场之后，大众日常器物，第一次洋溢出耀眼的美学光辉。 乔布斯的苹果电器是个巨大的财经黑洞，它比任何奢侈品都更强大，有力攫取着消费者的财富和激情。乔布斯的成功秘诀在于，他比其他商人更机智地洞察人性的弱点，并巧妙地加以利用，那就是哲学家所指陈的游戏精神。

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狂欢”作何感想？ 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鲁迅小说《药》所描写的，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但另一方面，微博公民关于正义、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却很容易遭人混淆。 7·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您在微博中写道“更‘壮观’的事故，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一语成谶的背后，作为文化批评学者，对于公共事务、政治生态，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有关微博的三个问题也请重点谈，专访标题很可能从最后一个问题得出） 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那些“边际”话题，像毒食、高铁和税政，直接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它迫使我们放弃沉默，以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时政终究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微博的好处，就在与它更像是一个轻松交往的餐桌，而不是表情严肃的讲堂。在微博上，我的角色不是文化研究者，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我要向周围所有微博公民们致敬，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以涓滴之势，改造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 （本专访原题为《朱大可：微博上，我是普通公民》，发表时因篇幅原因，编辑有所删改，本博发布的是删改前的原文） 本访谈发表于《青年时报》 特约记者：翁一 于海燕 题图：中产青年的自由，作者：David Goodman 插图：作者不详 杰夫上传并管理

中国模式”的消费时代的降临，它演化为贪腐指数，用以测量官场和商界“亲密合作”的广度。茅台酒的这种语义变迁，正是中国社会演化的一个侧影。 茅台酒厂的豪华大门 茅台神话催生了所谓“茅学”的诞生。这种“学问”被用以专门制造、捍卫和传播这种酒品神话，并跟制造商和经销商构成紧密的联盟。那些热情编织的歌德文字，过去曾在皇帝身上大范围运用，而今却成为一种关于酒品的隆重赞词。所有这些神话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断推升茅台的价格，把它变成中国最昂贵的饮品。但这场价格泡沫的狂飙，却无法改善贵州民众的贫困生活。 一个世纪以来，每市斤酿造原料仅需2.4斤高粱和2.6斤小麦的茅台，其价格剧升了数百倍之多，2010年已涨至每瓶千元以上，只是在市场上大量涌现的茅台，八成都是仿冒的赝品。而奇怪的是，一方面它被中国人狂热地品尝和收藏，另一方面，这一据说跟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酒之一，却始终没有被西方人接纳，成为其日常生活的必备饮品。这情形跟景德镇瓷器、江南丝绸、松江棉布和徽闽茶叶的遭遇，截然不同。后者曾经是欧洲市场上最受青睐的器物。茅台酒的全球化计划，面对着坚固的口味壁垒。追求含蓄风格的西方人，似乎并不喜欢这种香气浓烈的饮料。而茅台酒的自产自销，加剧了它的“土产”特征。最终，越过一个世纪的“巴拿马金奖”之梦，茅台酒大步退缩，成了孤芳自赏的文化象征。（原载ELLE MAN杂志2011年第2期） 波兰插图画家Pawe? Kuczyński作品 杰夫上传并管理 朱大可

朱大可 茅台酒的文化象征 茅台酒，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所酿造的酒品，经过上百年的文化酿制，击败所有酒种，擢升为华夏民族最昂贵的奢侈饮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