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的博客

孤独的大多数 目 录 向不可捉摸的“什年代”致敬（ 代序 ） 世态镜像录 教养指数和文明的疾病 慈母与荡妇：女性偶像的黄昏 洗脚、下跪、磕头和道德演出 无比艰难的道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 栅栏后的声音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我们需要另一次新文化运动 黑色意志的胜利 忧郁的批评：关于文学批评的精神分析 独立电影批评的历史性缺席 个人记忆和民族反思 故乡在哪里？ 葵与日的精神分析 童年记忆，像狗一样追着我的灵魂 2009年，中国社会的诚信问题 大俗与大雅 转型中国的三大文化隐喻 文化复苏当从汉字起步 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秽语爆炸和文化英雄 文物鉴定权的京城博弈 文化毒奶和脑结石现象 “洪宝书”及其数字修辞学的终结 汉字和汉词的变乱 “文化大师”是如何炼成的 文艺进行时 1978-2008年：中国文学蜡像馆巡礼 意见空间的文学丑角 文学的终结和蝶化 马尔克斯同志的噩梦 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 向索尔仁尼琴的背影致敬 破坏仪式的诗歌 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 村史、城史，国史：一部田野调查报告的诞生 民族国家的镜子和工艺 强光的暴行 沙飞及其影像界的精神分裂 中国书法的哲学对抗 木刻的黑白使命 时代风尚志

篡位者朱棣的六大形象工程 唐人街：郑和的文化遗产 茅台酒的文化象征 茶、瓷、丝的三位一体 上海与世博的隐秘情史 世界需要一张轻柔的皮 特约编辑陈俞倩手记： 《孤独的大多数》历时九个月，辗转八家出版社，终于“难产”出世。 卓越： http:www.amazon.cn孤独的大多数-朱大可dpB007Q5NGIK， 京东： http:book.360buy.com10966073.html 杰夫上传并管理 孤独的大多数

朱大可 寻找文化怀旧的工业根基 美国一家创新机构日前发明了一种筷子和叉子的混合餐具筷叉（Chork）。它由两根独立的叉子组成，单用时为叉子，而组合起来掉个头用，就是一双筷子（实际上是一种类似筷子的夹子），可以轻松地夹起诸如寿司之类的东方食物。基于该项发明可满足东西方用餐者的不同需求，有人戏谑地宣称，这项发明将有助于解决东西方的矛盾，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奇怪的是，如此机智的设计却跟中国人无关。满清帝国被迫向世界开放（1840年），至今已有170年之久，但没有一个本土设计师设想过这种木棍与刀叉的联盟。在工业设计的创造力方面，中国注定要面对这种令人尴尬的事实。 “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口号目前已响彻云霄。但基于原创力的狭小瓶颈，中国文化产业的品质，始终未能获得根本性的改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动漫产业，尽管产量（按分钟计）的GDP不断上升，却无法重返60-80年代上海美影厂所创造的黄金时代，推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杰作。去年上影集团将60年代《大闹天宫》翻新为3D片，耗资巨大，指望能在市场上大捞一笔，结果由于立体效果不佳，犹如简陋的“画片”，观众恶评如潮，上映几天后便偃旗息鼓。但《大闹天宫》3D版的挫败，以及《泰坦尼克号》3D版的成功，却为原创力衰弱的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以旧翻新”的权宜性策略。在原创力尚未复苏之前，中国的文化产业，只能走贩卖“古董”的怀旧道路。只要处理得当，新老祖宗的存货，似乎还能再继续折腾数年，为文化产业GDP的短期增长，贡献出有限的原料、题材和动力。 中唱上海分公司最近推出一套复刻版黑胶唱片，其中包括《黄河》（1970年尹承宗录制版本）、《梁山

标准答案，已经成为中国文科教育的基本模式，被广泛运用于造句（连词造句）、修辞练习和作文批阅之中，令语文学习彻底丧失智慧和乐趣，而沦为应试制度体制下冗繁而乏味的功课。 文科教育的答题方式，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逻辑。它通常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指涉事实、语法、拼写之类的“硬知识”，可以设定单一标准答案，而关于智力、观点、想象力、风格之类的“软知识”，在整个文科系统中占据70%以上，则应全面开放答案。简单套用理科教学模式，过度依赖标准化测试，放弃了多元开放的教育模式，只能造成对文科教育的最大伤害。 在西方的语文课里，除了拼写和文法等 “硬件”有单一标准外，所有的思考题、智力题、作文、社会调查、课堂讨论等“软知识”，都没有标准答案，完全开放。学生们在课堂上可自由争论，老师做后期总结，仅仅指出那些明显的错误，但对各种合乎逻辑、自圆其说的回答，都给予正面鼓励。正是这种良性模式把许多学子送入领取诺贝尔奖的殿堂。 标准化测试对儿童教育的最大威胁，就是摧毁个人想象和逻辑推论，严重伤害学生对语文、历史和政治课程的兴趣、消解独立思考的动力和课外阅读的兴趣。而大量错误的“标准答案”，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以“常识”的面目植入儿童心灵，其祸害往往延伸到数代人之后。此外，鉴于家长通常会给出自身的不同答案，而学生对此会变得无所适从，最终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形成双重标准和双重人格。对于中国年青一代的人格分裂现状，标准化教育要承担重要责任。 在文科教育中设置强制性标准，往往是教育机构无能的表现。一些教育机构或从业人员，为了降低批阅的“劳动强度”，避免不同答案可能带来的诸多“矛盾纠纷”，而用单一标准答案朱大可

离，虐杀者充当现场代理并承担伦理责任，消费者无法直接观看虐杀过程。这种间接性虐畜，削弱了消费者的精神压力，让其能够更轻松地面对那些悲剧动物。这种自欺欺人的“道德无辜”，只能纵容其更放肆地消费此类物品。熊掌、虎掌（虎骨、虎鞭）、燕窝、鱼翅和麝香，是其中最著名的几项，它们需要一个漫长的捕猎、宰杀、加工、贩运和消费流程，并吸纳更多人汇入这场集体杀戮的游戏。 20世纪以来，除了餐饮业和医药业，还有食品加工业、服装业、艺术品制造业、甚至古董造假业，都更依赖于这些野生皮草和动物器官，由此引发血腥而残酷的盗猎。非洲象牙的主要卖家只有两家：他们需要用象牙来装饰刀具的中东人，以及需要象牙制品去装饰豪华客厅的中国人；在狂欢的消费时代，毫无节制的中国文化，不断挑战公共伦理的底线。 在动物保护和重归自然和谐的现代化潮流里，虐杀珍贵动物导致了严重的伦理危机。首先是动物的痛苦：宰杀者往往蓄意制造毫无必要的痛苦，以满足虐待狂式的快感，而对于来自动物界的惨叫，在旧时代，基于某种傲慢与偏见，人类对此可以充耳不闻。其次是珍稀野生动物的灭绝：为获取藏羚羊皮、非洲犀牛角和象牙，以及鲨鱼鳍（俗称鱼翅），全球性的大规模捕杀，已经造成对动物种群的灭绝性伤害。对于我们而言，问题的焦点还在于，中国人可能是此类屠杀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据西方媒体报道，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犀牛遭猎杀情况严重，仅去年就有约448头犀牛被杀，而后走私到中国，因为犀牛角是中药和工艺品的重要原料。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最近发表声明称，自从1989年象牙交易被禁以来，去年是缴获象牙最多的一年，全年收缴象牙达23吨，代表着2500头壮烈牺牲的大象。而 “大多

朱大可 哭泣者的两张脸 友邦先帝谢世之后，该国的全体民众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这些镜头引发全球观众的莫名惊诧。但中国人在1976年那年，上演过完全相同的催情大戏，可惜当时没有强大的国际电视传播体系。据不可靠的历史记载，中国人的政治眼泪，足以流成黄河、长江与京杭运河。 善哭虽然是亚洲民族的共性，却在东北亚达到了巅峰状态。朝鲜半岛最擅长表达悲情，哭泣成为最重要的情感文化表征。这种风俗通过儒教、萨满教和现代专制主义，在民间广泛扩散，成为一种奇异的景观。朝鲜人推崇公共哭泣，并将其捆绑在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火热战车上。我们已经发现，该国历史上曾出现爱国志士哭泣与自杀的大量例证；而在君主驾崩之际，人民更须按旧礼而号啕大哭。大多数国家会借播放哀乐来代替悲哭，但朝鲜人拒绝这种电子哭泣，他们要以地动山摇的号哭，亲自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由此形成席卷整个国家的哭泣竞赛。 但就哭泣地理学而言，善哭者的疆域，并非仅限于朝鲜半岛，而是遍及整个通古斯语族及其周边地区，包括中国东北三省、内蒙东部、东西伯利亚乃至山东省等地。 《列子•汤问》早就揭示过春秋时代齐鲁地区哭风的缠绵。当年有个名叫韩娥的女人，只身来到齐国，因为没有口粮，在雍门一带卖唱乞粮，歌声动人，以致其人走后，还能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以致四周居民都误以为她尚未离去。此后韩娥经过一个叫做“逆旅”的地方，受到当地人的欺辱，韩娥为此放声哀哭，引得整个村庄的老少都流泪悲哭，三天无法进食。当地人被迫无奈，追上韩娥，低声下气地将其邀回，求她解除哭泣的魔咒。韩娥于是放声欢歌，引得全村老少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忘掉了刚才的悲伤。当地人于是支付重

仅仅过了20年，上海开埠，成为江南生丝和茶叶的主要口岸，由此取代了宁波港的原有功能。老外滩迅速衰败，退化为上海的辅港。宁波商帮也开始转向上海，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然而，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往返沪甬之间的千吨轮仍有20来艘，老外滩桅杆林立，人头攒动，汽笛声欢乐而凄厉，仿佛在经历各种形态的告别。 此刻，越过破败的浮动码头，游客还能依稀辨认出昔日的繁华踪迹。但那些饱经风雨的大船，终究还是退出了历史的视线。只有那些中西合璧的建筑保留下来，经过全面修缮和重建，成为我们缅怀往事的线索。它由数条风格各异的街道交织而成。在这里散步，能够观察到那些罗马风格的瓶式立柱、西班牙式的拱型门窗、哥特式的教堂尖顶、地中海的白色阳台、教堂式的彩色雕花玻璃窗、以及上海风格的青砖石库门，也能看到沿江铺就的硬木栈道和白砂石小路、英式铸铁路灯、以及那些眼神闪烁的游客……所有这些殖民地的拼贴景色，复活在21世纪零年代的黎明，照亮了宁波中产阶级时尚消费的前景。 但老外滩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并非那些著名商人的老宅，而是站立在桃花渡边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它的钟楼高达30米，为当时甬江北岸的最高建筑。它是法国传教士苏主教的精神产业，四周原本还拱卫着主教公署、本堂区和部分裙房。在平阔江面的映衬下，钟楼的穹顶、立柱和门窗一起向天空耸立，显示出伟岸奇崛的高度，它不仅要向人暗示神的存在，也要表述西方征服中国的信念。这座教堂建於1872年，也即清历同治十一年，就在这年，中国首批留学生启程赴美留学，帝国裱糊匠曾国藩溘然长逝，大清朝廷走进了风雨飘摇的黄昏。 而宁波却获得了二度崛起的契机。1844年元旦起，在鸦片战争中告败的清帝国，

六位国军伤兵。而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这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广电总局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 作为一个冒牌神父，英格曼是沦为流浪汉的“入殓师”，为躲避战争而在教堂纵酒买醉，还要吃妓女的豆腐，却在救赎他人的危机中，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这是一种源于小说原作者的更为高明的叙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莱坞和中国导演及片商的价值鸿沟。严歌苓的小说救了张艺谋，为其铺平通往美国加州的红色地毯。 为了推进影片的炒作事务，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写的《我和贝尔演床戏》一文，事关“好莱坞神父”和中国义妓的激情床戏，这种蓄意的披露，令其成为一件被事先张扬的“桃色案”，并为片方营造市场气氛的情欲前奏。 这场床戏炒作，是片商营销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无出路的情欲两边，分别站立着“神父”和妓女，代表灵魂和肉欲两种基本势力。但这场床戏究竟要向我们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灵挣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还是妓女在表演灵魂的超度？抑或是两者的共赢？而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死亡、仇恨和绝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

局面。 以资本家黄光裕锒铛入狱为前兆，关于“国进民退”的”传言”，在2009年度开始甚嚣尘上。这一“商业危机”促使一些亿万富豪谋求移民并试图向国外转移资产。另一方面，各国又因经济危机而降低商业移民门槛，吸引中国资金，如美国今年8月开始，把商业移民条件放低到50万美元，资金用于可选项目的借贷，不仅有年终红利，而且数年后返还，尽管当局不提供任何担保，更需创造 10个就业岗位，但还是吸引了大批中国商人。这场移民潮，令多年来的投资移民运动，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由此引发澳加房价飞涨和社会秩序混乱，加拿大政府最终不得不提出每年700人的名额限制，以阻遏中国移民的“大举入侵”。 在最新的第六阶段，也即2010年起，鉴于国内政治生态改变，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加快了移民步伐。知识分子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倒计时心态”。这种心态感冒般在四处传播，加剧了寻求移民的恐慌性浪潮。 中国移民史的六种变化，情节错综，跌宕起伏，犹如一部精彩的电视肥皂剧，其间包含了五种引人注意的趋势：由求学和知识性为主题的移民，向经济和政治领域转变；由个人移民向家庭团体移民转变；由单纯的求学、求职的个人事业发展，向避害性逃迁转变；由美、澳、加、日等国，扩展到世界各地；由出国打工赚钱，向带钱出国消费享乐转变；由移民的单一理由（如教育），而向总体化（教育、经济、文化、政治）方向转变。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向外移民的加速进程，都是“泰坦尼克式故事”的一种中国式表达。以船长为代表的官员们审时度势，事先安排好家属的撤离，他们是弃船策略的源头；头等舱旅客，作为上层精英阶层的代表，最先得到警告，因而提前撤退，成为弃船策略的最大受益群；在豪华大厅里纵情歌舞的大多数

园和避暑山庄，帝国的时间变得日益缓慢，并最终脱离了时间的世界体系。但八国联军的火焰，焚毁了这种自闭的时间，迫使它跟世界再度同步起来。新的大英帝国时间体系，由一大堆齿轮传动装置所带动，雄踞在各地海关大楼的顶部，向所有殖民地居民发布时间的律法。而后，各种以格林尼治时间为标准的计时器（便携式钟表）开始盛行。而另一方面，报时器也变得更加多样，它不仅来自海关大钟，而且也来自广播电台和有线高音喇叭。 1949年以后，中国时间开始了第一次加速的进程。政治“大跃进”的时间体系，支配了全体人民，继而引发前所未有的灾难。晚近的改革开放，则是中国人的第二次时间加速，它把全体中国人送入了更加狂热的财经运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成为一种严厉的国家咒语，它点燃了国家和个体的物欲，令所有人都陷入疯狂的时间焦虑。 中国式时间综合征的临床表达，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第一，所有人都自我延展工作时间，而把旅游和休闲视为浪费，导致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品质急剧下降；第二，不断催熟儿童智力发育，从3岁起就开始了汉语、英语、美术、音乐和舞蹈的训练，卷入应试教育的怪圈，而令幼儿完全失去童真与欢乐；第三，把政绩跟市政建设挂钩，令全体官员都成为高速机器的推动者，而以粗暴的方式（如强制性拆迁和暴力城管执法），加快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而这种加速运动的后果，只能是诸如高铁追尾之类的恶性事故。 这正是所有慢时间开始受到青睐的原因。宋时间和明时间，并非是退回农业文明的理由，却可以治疗我们因时间过速而带来的诸多创伤。这是清醒者开始缅怀旧王朝的缘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速度经济运动导致文化退化，以致我们如果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就无法正确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