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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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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存档:国家伦理体系中的雷锋精神  

2005-11-10 23:51:09|  分类: 学术探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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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伦理体系中的雷锋精神
 
国家伦理,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由国家认可和标榜的民间(种族)伦理系统,通常以爱国主义为信念内核,以利他主义为操作原则,而后被简化成若干可资记诵的律令,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人民递送。管理这一事务的伦理机构夜以继日地修造起来,像林立的墙垣。
 
所有这些国家伦理策略,最终都要投射到伦理英雄的图像上去。国家从民间挑选原型,然后由行政官员、伦理机构和传播媒介分别加以塑造,直至它(他)看起来与伦理原则完全合一为止。这就是伦理英雄诞生的秘密。当英雄被它的事迹弄得熠熠发光时,一个日常的人已经悄然死去。
 
尽管如此,伦理英雄仍然是所有英雄中最令人激动的一种,他没有本质,完全放弃了作为人的存在,服从于与内在本性相悖的极端主义道德。伦理英雄为所有的人活着,唯独不为他自己。这是全部痛苦的根源,而他还必须强颜欢笑。他是演员,用热烈的面孔向尘世的观众请求一种掌声,只有他的眼神流露出饱受惊扰的愁苦。
 
沿循伦理原则所规定的向度大步推进,伦理英雄在封建历史中迅速成熟,达到自我虐待的残酷深度,外在标尺完全内化为灵魄的渴望。《二十四孝图》,一组孝道英雄的传世图像,描绘英雄们令人发指的事迹,其中,为使母亲能在严冬品尝鲜鱼,英雄裸体卧冰,用自己的肉躯充当饵食,而另一英雄则在饥荒时代宰烹亲子以喂养他的饥肠辘辘的母亲。
在这些疯狂的封建伦理实践中,英雄显示了令人震惊的残酷性;为了迎合一种伦理原则,他竟然可以践踏其他所有的人性原则。
 
在重新估量伦理英雄的意义方面,雷锋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操行甚至越出种族和制度的界限,成为东西方国家所共同推荐的范本。而吸引人的首先是这个士兵的造型:矮小的营养不良的身量、儿童般年轻的面颜和欢乐纯真的笑容。
 
雷是一个卓越的演员吗?如果他是,就会小心翼翼地藏匿起对高级消费品的热爱。因为在他的时代,奢侈是一项严重的罪孽。但他仍冒着违背“艰苦朴素”原则的巨大风险去购买皮制茄克和瑞士名表。而且各种迹象表明,他无意掩饰这一点。
 
雷锋,一个基本上真诚的人,假如他的事迹中有某些表演性因素,那是十分自然的。我不想对此有所物议。甚至由于他的强烈的精神气质,我对这个人产生了某种喜爱。一个从未见过父亲容颜,又在其年幼丧失母亲的人,被阴郁苦难的童年记忆所压垮,永恒耽留于儿童人格和对母亲的思念之中,这个难道是他本人的过错吗?
 
正是由于童年岁月的打击,雷的生命的全部意义都是凝聚到与母体有关的事物上来了。从寻找一个具体的母亲替身出发,他的信念不断推演和上升,直至向一个形而上母体作彻底的皈依。这里隐含着某种难以索解的反思。雷说,母亲只生养了我的肉身,而党的关怀却照耀着我的灵魂。如果我没有听错,他表达了对于肉身和质朴母亲的强烈蔑视与失望。
 
这就是一份生命契约被订立时的奇特情景:雷要抛弃掉与他的感性生命相联系的部份,向一个形而上母体奉献螺丝钉式的全部关怀或忠诚,同时他请求得到照亮心灵的温暖光线。可以把他“唱”这支“歌”的过程看作一个极其严肃的仪式,从此,雷获得了灵魂的新生,并且成为一个符合国家伦理的新人。
 
我要指出,这样的契约里包含着深刻的交换原则:用形而下的利他性劳动来换取形而上的关怀和荣誉。雷是这个意义似的杰出的利己社会主义者,超越隔物的一般价值层面而观察到它的本质。由于契约的存在,雷就是一个有家的人,并与另一些立约者结为兄弟。尽管他必须服事道德劳役,但他仍然是无限幸福的。
 
在国家伦理格局中,“雷锋精神”的含义超出了他自己所能了解的部份。他的善行的实在本质转换成了名义本质,或者说,这个人从一个专名下降到了通名的级位。这种语言操作的后果正是雷锋的死亡及其替身的诞生。这是存在于语词中的雷锋──一个抽象的术语,标示着个体对于国家的自我牺牲的高尚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闪现的雷锋,就是“以死为生的人”、把国家当作存在的唯一目的的人,就是随时准备为国家信仰热烈捐躯的人,以及拒绝着一切回报的人。牺牲者说,我热爱祭坛,我要求成为它上面的事物。
 
这无疑是对雷锋愿望的一种超越。在语词的深部活着,被各种摹状词、形容词和副词所照明,像一座无限硕大的道德塑像,矗立于迷津的中心。它的紧握驾驶盘的姿势表明,它是指点新伦理和新生活之道的人,甚至径直就是那“道”本身,构成连接人民与未来乌托邦的亲切线索。
 
对此我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恰恰相反,我的看法是,由于它仅仅是一种语词操作的产物,因此在实存的日常经验世界里,它的稀有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目睹了那些在世的伦理英雄的忙碌;无限众多的求救之手在黑暗的背景中伸来。而他却只能握住其中寥寥可数的几只。当他们阖目而逝之后,甚至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结构也崩溃了。千万个英雄在语词中成长,而一个被苦难所彻底压垮了的皈依者却不能看到这一点,他只会抱怨英雄的空无和拯救的不可能性。
 
这也许是不符合事实的。牺牲主义者姓氏的增殖反驳了这种悲观的意见。在雷锋以后,王杰、欧阳海、蔡永祥、刘英俊等等,暗示着一种新的英雄模式的显现,他们比雷锋更符合牺牲主义的范本:不是被动的死于偶发的事故,而是在事故中成为主动赴死的人,为拯救国家财帛或他人性命而肝脑涂地。为了这种瞬间的伦理爆炸,他们要在日常生活中缄默,终止雷锋式的琐碎的社会公益活动,以便把道德能量贮存到那个最后的时刻。
 
伦理爆炸的英雄、武侠、战士、爱国者和舍生取义的人,在国家战争和镇压内乱中大量涌现,从日常的佯庸状态向英雄的领域倏然飞跃,在死亡中达到辉煌的亮度。但这种荣耀不是预谋的,而是由国家或民间传说事后追认的。在死亡的现场,将要成为英雄的人被一种危机景象所惊扰。这种景象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道德律令,或是某种最激烈的呼吁。
 
对于危机的目击者来说,死亡不是必然的,它仅仅是一种可能。律令,首先要求目击者迅速投入救助的操作。他起初在这个限度内接受这种律令,而结果却接受了死亡。这完全是附加的事物。死亡隐匿在危机景象的背后,然后突如其来地降临,像一道闪电,照亮了义无返顾的英雄的最后表情。在瞬间恐惧之后,存在的黑暗抹除了灵魂的一切痕迹。
 
正是黑暗的透明性导致了道德阐释的自由。传记作家不仅要细致地分析英雄面对死亡时的冗长的心理活动,而且还竭力要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行回忆起来。道德阐释,就是消除或修改那些看起来与国家伦理不符的部份,使英雄在事后变得真正完美清纯起来。传记作家藉此向人们强调,牺牲事件完全取决于人的日常道德修炼:大量诵读领袖的著作、永无停顿地自我反省、超乎众人之上的觉悟及其鲜为人知的琐碎善行等等。其中,重要的不是人与人的平等互助实践,而是人应当如何向一个政治实体提供无偿服务。
 
这无非是在重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情景:用名义本质去取代英雄的实在本质。它导致了公众对英雄以及英雄时代的过度期待。在这样的反向的伦理要求中,英雄图像的最后黯淡是不可避免的。被苦难所彻底压垮了的皈依者,热切地指望一个救援的奇迹,他甚至已经听到了某种激动人心的消息,而最终却只能以无望的啜泣结束这一期待。他要怒气冲天转向其他的事物,转向存在的基础和所有与传统的形而上价值背道而驰的方面。 (说明:本文系 《逃亡与皈依》一文被删节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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