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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日志

 
 

音乐的秘密节日(下)  

2005-11-14 20:26:00|  分类: 旧时记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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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秘密节日(下)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记忆的红皮书”之二)(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

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1977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傻逼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 

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记忆的红皮书”之二)(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音乐的秘密节日(下)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着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

  

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记忆的红皮书”之二)(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记忆的红皮书”之二)(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着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音乐的秘密节日(下)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着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

 

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1977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傻逼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

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1977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傻逼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记忆的红皮书”之二)(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  

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记忆的红皮书”之二)(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音乐的秘密节日(下)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着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音乐的秘密节日(下)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着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 

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1977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傻逼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1977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傻逼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 

音乐的秘密节日(下)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着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1977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记忆的红皮书”之二)(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 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1977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傻逼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傻逼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记忆的红皮书”之二)(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记忆的红皮书”之二)(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  

音乐的秘密节日(下)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着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记忆的红皮书”之二)(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

 

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1977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傻逼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音乐的秘密节日(下)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着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记忆的红皮书”之二)(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 音乐的秘密节日(下)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音乐的秘密节日(下)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着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记忆的红皮书”之二)(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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