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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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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策:朱大可与非暴力的不合作话语运动  

2005-12-30 11:13:37|  分类: 他人议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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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策:朱大可与非暴力的不合作话语运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朱大可已是个响当当的文艺批评家,为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1994年他前往澳大利亚,一去就是八年,人称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重新引起文坛关注,乃是他写于1999年的批评余秋雨的文章《甜蜜的行旅》。该文指责《文化苦旅》不过是“文化口红”,而余秋雨不过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的角色。这就像他在汪国真当红的年代指责其诗不过是“诗歌口红”,其人不过是诗歌麻将专家做着诗歌填字游戏。对文学现象揭底似的解密、清洗正是朱大可的拿手好戏。

时至今日,中国原创文学已大面积萎缩,而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塑造了大众文化的不可一世,回国后的朱大可也因此完成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战略转型。他继承了文学研判的不凡功力,总能从纷纭的文化逻辑后面找到批评的证词。他的敏锐、快捷、性感、抒情并且深刻犀利的文字,以及招贴、概念、主义迭出、意象斑斓的修辞性语法,使他的文化批评呈现为一种优雅而又酷烈的话语愤怒,具有鲜明的解构特征,并极富感染力与启示性。

在《守望者的文化月历1999—2004》中,朱大可特立独行地穿行于文学、大众文化、时政景观内部,以人本主义为底蕴,对这个时代眼花缭乱的事物进行现象学解释。但他所费笔墨,更多地在于对大众文化细节(诸如Google文化、内裤逻辑、男色崇拜、绯闻消费等)的勘测,目的是为了探究附着在文化符码上的种种消费欲望。他的批评话语,并不屑于租借福科、德里达、詹姆逊等西方大师的文化理论,而是基于独立的本土认知和个人原创意识,以刀锋、闪电的姿态参与到更深的历史化过程中。在这场文化批评中,对事物的命名最能显示朱大可本土原创力量。比如他将新世纪的头十年(2000—2009)称之为“零年代”。在此期间,一切归零,零即是它的基本精神,表征着话语的“无暴力颠覆”所能达到的非凡程度。大话革命和小资(尤其是甜蜜感伤的小资)的复兴,构成了这个年代最为炫目的轻逸的享乐主义景观。

“朱体”批评大有降龙缚虎的气势,他回国后的初次结集《话语的闪电》(2003年),就被誉为一剑封喉的降龙篇章。这使人想起金庸笔下的郭靖,其人苦练“降龙十八掌”,一掌一掌推进,看似技法简单,内功所及,竟能把怀抱粗的大树拦腰截断。“朱体”批评的杀伤力就是来自其高深的内功。阅读朱大可的“降龙术”,其实就是阅读被唤醒的批评的知觉和批评激情,同时更是阅读毫不妥协的批评的锐气和非绥靖主义媚态的批评锋芒。但是,在某些过于炫技的时刻,朱大可奇异诡秘的风格,也使他的批评沦为一味追求话语冒险的自我表演。就像他本人所意识到的那样,“话语的实验始终是我的一个基本目标。我的隐喻式写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它有可能伤害到内在意义的传递。”

朱大可身在学院,但始终守望着个人话语的独立和身份自由的状态。在学院官僚主义、媒体消费主义和网络游击主义等文化批评话语之外,一种本土原创的非国家主义的民间批评势力日渐增长,而朱大可堪称这种势力的杰出代表。在朱大可的个人词典中,国家主义和流氓(民间、边缘立场)叙事是两个突出的关键词。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一场非暴力不合作的话语运动实际上已在文化批评领域展开了。 (东方早报,2005)

《守望者的文化月历1999—2004》 朱大可/著 花城出版社 2005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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