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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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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16 18:05:00|  分类: 学术探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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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讽的反讽,完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秘密构形。刘邦和姜尚的反讽拥有一个流氓话语的表皮,但它已经实现了内在的转换,也就是从解构的立场悄然转向了国家话语,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的空间。二度反讽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一个隐在的辨认标识,用以搜寻那些混迹于流氓群体中的国家主义者的伟岸身影。 所有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旨在表明,流氓话语和反讽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流氓话语必须在反讽中实现其反叛的目标。反讽就是流氓在言说中颠覆世界的道路,它使流氓话语得以呼吸,也就是得以在世界的废墟前面发出恶毒的笑声。反讽使流氓话语获得了一种古怪的拆卸的力量。它要在传统的语句中粉碎意义,并且赋予它新的价值向度。而在另一方面,流氓话语使反讽走出了古典主义的限定性,并为它提供了一个无限阔大的空间。我们以后的分析可以证明,在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变革中,反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解构了表情严厉的国家主义,并塑造出一个富有话语活力的开放时代。 然而,现代中国出现的最深刻的反讽却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部对抗,最后转换成了话语的内在反讽。在社会主义叙事和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反语: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能指,指向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指。这是话语策略的迫切需要。在完成市场资本主义的构形之后,必须在其话语层面上继续维系社会主义样式,以捍卫既定的总体性权力格局。这无疑是所有反讽中最具张力的一种。它同时也是临时的结构性反讽,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激烈冲突在话语表层上趋于平息。但这种反讽是内部紧张的,它无法真正化解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它聚集着更大的对抗性风暴。此外,国家主义为自身设定的巨大反讽,也鼓舞和推促了民间反讽的繁殖与扩张。无论从哪个向度观看,反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精神标志。(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5年第2期) 本文题图:马保中《数字/毛泽东》

反讽:文化转型和修辞革命(下)
 
 
反讽:文化转型和修辞革命(下) 反讽的“新天地” 及其中国建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反讽的病毒已经四处扩散,侵入到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和学术等各个领域,从王朔的小说开始,经过周星驰电影和大话主义运动,最终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巨大的风暴,而它在九十年代末对现代建筑的入侵,是这种流氓话语征服最后一块文化孤岛的标志。 建筑反讽最“通俗”的例子就是那些高楼集群。都市化竞赛的结果只能是高楼竞赛,而如同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样,在庞大的高楼底下行走,人的微渺性便遭到了强化。数百米高的建筑物和低矮的人群构成了犀利的反讽:这些巨大的人工建筑表面上是为了夸耀人的创造力的,其实却趋向于颠覆人的尊严。建筑的这种目标和功能之间的反讽性,使它成了人的隐秘敌人。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把这种景观称之为“异化”。“反讽”就是“异化”在建筑语汇上的某种显现,这种对人本主义的水泥物反讽,起初闪烁在哥特式建筑的金属尖顶上,仿佛是一个焦虑的呼告和祷辞,而后则转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标志。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顶部,聚集着城市贫民的仇恨。它像针尖一样划过了上帝俯瞰大地的脸,令它感到了轻微的痛楚。 位于上海黄陂南路和淮海路的上海“新天地”则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事例,这个旧城改造的样本,成功地完成了对上海旧贫民区的移置和改写 。为了寻求逼真的效果,它甚至精密复原了石库门建筑的外形,并小心翼翼移移植了石头上的青苔和野草。这种“纪实性”叙事来自一群香港富商的资本创意。它企图衔接旧上海的文脉,并藉此营造富人消费休闲的飞地。但“新天地”的建筑功能从一开始就被蓄意篡改了,它由一个贫民的象征转换成了一个奢华的商业中心,其中包括各种高档的画廊、礼品店、咖啡馆、酒吧和餐馆。这是建筑话语在视觉和功能上的双重反讽:用香港富人的消费天堂,反讽了上海贫民区的艰辛历史。 作为贫民住宅的建筑代表,石库门隐含着一个语义转换的漫长过程。石库门建筑的灵魂就是它的黑色大门。它是整个建筑物立面的重力中心,与高墙的青砖浑然一体,凝重、端庄、在古拙之中混合着乡村财主的陈旧趣味。当这种建筑样式20年代在上海现身时,一度是那些富裕移民热衷购买的新家园。但自从抗战爆发和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它便因位于租界而逐渐成为“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小市民和难民的混居点。到了60~80年代,基于上海民居建设的基本终止和人口的急剧膨胀,石库门的大门已经颓败,它无法阻止房客的急剧增长,以致最终沦为拥挤肮脏的贫民窟;它的过度逼仄的空间,成为滋养市民小气的中心摇篮。其他贫民住宅样式,还应当包括南市区的晚清老屋和更为贫贱的逃荒者的棚户建筑。但它们都未能形成石库门那样的空间规模。 几乎所有在“新天地”里行走的上海人的心情都是和游客截然不同的。越过那些青砖甬道、石板路面和紧闭的黑色大门,记忆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篡改。人们不仅在现实中遭到放逐、而且还被人从记忆的家园里驱赶到了异乡。这其实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话语强权的结果,它对旧城民居建筑的资本叙事,制造了一个有关新世界的消费主义神话,但它不属于城市贫民,而是属于游客,也即那些外来的“文化异己份子”。后者的嬉笑回荡在用贫民历史构筑的布景里。 “新天地”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反讽。它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连接成一个整体,仿佛就是后者在空间上的一种戏剧性延展。但参观者还是会发现,在严肃的共产主义史迹和情欲化的资本主义商铺之间,出现了一种尖锐的语义对抗。是的,“新天地”创造了多重反讽的范例,这种反讽甚至显示在“新天地”的命名上:它和“中共一大会址”形成了古怪的语词反讽,以显示建筑语义的“一国两制”。 然而,反讽并非晚反讽的“新天地” 及其中国建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反讽的病毒已经四处扩散,侵入到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和学术等各个领域,从王朔的小说开始,经过周星驰电影和大话主义运动,最终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巨大的风暴,而它在九十年代末对现代建筑的入侵,是这种流氓话语征服最后一块文化孤岛的标志。
 
建筑反讽最“通俗”的例子就是那些高楼集群。都市化竞赛的结果只能是高楼竞赛,而如同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样,在庞大的高楼底下行走,人的微渺性便遭到了强化。数百米高的建筑物和低矮的人群构成了犀利的反讽:这些巨大的人工建筑表面上是为了夸耀人的创造力的,其实却趋向于颠覆人的尊严。建筑的这种目标和功能之间的反讽性,使它成了人的隐秘敌人。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把这种景观称之为“异化”。“反讽”就是“异化”在建筑语汇上的某种显现,这种对人本主义的水泥物反讽,起初闪烁在哥特式建筑的金属尖顶上,仿佛是一个焦虑的呼告和祷辞,而后则转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标志。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顶部,聚集着城市贫民的仇恨。它像针尖一样划过了上帝俯瞰大地的脸,令它感到了轻微的痛楚。
对反讽的反讽,完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秘密构形。刘邦和姜尚的反讽拥有一个流氓话语的表皮,但它已经实现了内在的转换,也就是从解构的立场悄然转向了国家话语,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的空间。二度反讽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一个隐在的辨认标识,用以搜寻那些混迹于流氓群体中的国家主义者的伟岸身影。 所有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旨在表明,流氓话语和反讽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流氓话语必须在反讽中实现其反叛的目标。反讽就是流氓在言说中颠覆世界的道路,它使流氓话语得以呼吸,也就是得以在世界的废墟前面发出恶毒的笑声。反讽使流氓话语获得了一种古怪的拆卸的力量。它要在传统的语句中粉碎意义,并且赋予它新的价值向度。而在另一方面,流氓话语使反讽走出了古典主义的限定性,并为它提供了一个无限阔大的空间。我们以后的分析可以证明,在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变革中,反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解构了表情严厉的国家主义,并塑造出一个富有话语活力的开放时代。 然而,现代中国出现的最深刻的反讽却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部对抗,最后转换成了话语的内在反讽。在社会主义叙事和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反语: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能指,指向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指。这是话语策略的迫切需要。在完成市场资本主义的构形之后,必须在其话语层面上继续维系社会主义样式,以捍卫既定的总体性权力格局。这无疑是所有反讽中最具张力的一种。它同时也是临时的结构性反讽,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激烈冲突在话语表层上趋于平息。但这种反讽是内部紧张的,它无法真正化解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它聚集着更大的对抗性风暴。此外,国家主义为自身设定的巨大反讽,也鼓舞和推促了民间反讽的繁殖与扩张。无论从哪个向度观看,反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精神标志。(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5年第2期) 本文题图:马保中《数字/毛泽东》
 
位于上海黄陂南路和淮海路的上海“新天地”则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事例,这个旧城改造的样本,成功地完成了对上海旧贫民区的移置和改写 。为了寻求逼真的效果,它甚至精密复原了石库门建筑的外形,并小心翼翼移移植了石头上的青苔和野草。这种“纪实性”叙事来自一群香港富商的资本创意。它企图衔接旧上海的文脉,并藉此营造富人消费休闲的飞地。但“新天地”的建筑功能从一开始就被蓄意篡改了,它由一个贫民的象征转换成了一个奢华的商业中心,其中包括各种高档的画廊、礼品店、咖啡馆、酒吧和餐馆。这是建筑话语在视觉和功能上的双重反讽:用香港富人的消费天堂,反讽了上海贫民区的艰辛历史。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门”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威权主义的基础。 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变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建筑哲学发生了剧变。门的故事被不断改写,拼贴、歧义和反讽正在成为都市建筑叙事的内在逻辑。我已经说过,上海衡山路的酒吧群落也是文化反讽的例证。它的建筑及装饰风格的高度欧化,与它内部播放的音乐(邓丽君歌曲)和电视节目(功夫片)形成了可笑的反讽。或者说,它的“硬体”遭到了“软体”的颠覆。没有什么比这种语法混乱的自我叙事更能显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了。在我看来,反讽不仅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刻画着西方符号资本支配下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性:混乱而有生气,充满了意外的话语效果,仿佛是一些层出不穷和令人发笑的喜剧。 刘邦反讽与姜尚反讽 反讽并非“现代性”和“后殖民时代”的独有产物。东方反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已经在刘邦和项羽的对话中发现了它的历史踪迹。在那场著名的对话之中,项羽和刘邦置身于一个不同级位的话语世界:项羽的空间是绝对性和充分主权性的,语义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层面上,形成一个单纯的语义构造。但刘邦洞悉了项羽的道德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展开反讽,把项羽投置于智力受挫的一面。刘邦无疑是历史记载中最早拥有反讽能力的流氓之一,这场对话已经预设了项羽在日后战争中的失败。刘邦成功地展示了他的智力,并因此获得了话语政治的强大优势。这是一种重叠在一起的二度反讽,对它的细读可以显露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第1层:你杀了我爹罢! 第2层:因为你是我兄弟,我爹就是你爹,按你“义人”的身份,料你也未必敢杀。(第一度反讽) 第3层:就是杀了,老子也不在乎!(第二度反讽) 这是所有反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其中第二度反讽就是对反讽的反讽,或者说是对解构的解构,并且凸现了新的流氓主义建构,因为它明确指涉着流氓伦理学的本质。在丧失了身份之后,刘邦完整地捍卫了这种新的流氓伦理,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人格分裂的格局,而项羽则是精神分裂的。由于项羽顾及“廉耻”和“义气”,也顾及语义的内在统一性,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真正和纯粹的流氓的资格。他被刘邦击败的命运在话语的领域里已经确定。 二度反讽的出现是中国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标志。检索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最早出现的二度反讽是一个关于姜尚的传说。该传说的出现年代最迟不会晚于明代 。这个后来成为殷朝大员的名士,早年穷困,长期处于身份丧失的焦虑之中。为了从国家那里获得新的身份,他采用了在渭河上垂钓的策略,以耐心等待国王的录用。由于鱼钩是笔直的,这个年迈的渔翁没有钓起过任何鱼虾。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向那些隐蔽的政治观察者们作出必要的暗示。对这个叙事文本进行解码,可以获得以下三个叙事层面: 第1层:钓鱼(对钓鱼行为的一种戏仿) 第2层:使用直钩钓鱼,实际上是非钓。(一度反讽) 第3层:还是在钓鱼,却是在钓另一条大鱼,那就是国王本人(二度反讽) 姜尚传说的反讽还显示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反讽和戏仿(戏拟)的秘密联盟。反讽的表层叙述是戏仿性的,它在滑稽地模仿一种人们熟知的事物或句式(如渔夫、钓者或垂钓行为)。它和反讽的组合构成了叙事的戏仿式反讽。 然而,二度反讽同时也是流氓向国家主义转换的标志。二度反讽通过
 
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门”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威权主义的基础。 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变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建筑哲学发生了剧变。门的故事被不断改写,拼贴、歧义和反讽正在成为都市建筑叙事的内在逻辑。我已经说过,上海衡山路的酒吧群落也是文化反讽的例证。它的建筑及装饰风格的高度欧化,与它内部播放的音乐(邓丽君歌曲)和电视节目(功夫片)形成了可笑的反讽。或者说,它的“硬体”遭到了“软体”的颠覆。没有什么比这种语法混乱的自我叙事更能显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了。在我看来,反讽不仅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刻画着西方符号资本支配下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性:混乱而有生气,充满了意外的话语效果,仿佛是一些层出不穷和令人发笑的喜剧。 刘邦反讽与姜尚反讽 反讽并非“现代性”和“后殖民时代”的独有产物。东方反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已经在刘邦和项羽的对话中发现了它的历史踪迹。在那场著名的对话之中,项羽和刘邦置身于一个不同级位的话语世界:项羽的空间是绝对性和充分主权性的,语义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层面上,形成一个单纯的语义构造。但刘邦洞悉了项羽的道德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展开反讽,把项羽投置于智力受挫的一面。刘邦无疑是历史记载中最早拥有反讽能力的流氓之一,这场对话已经预设了项羽在日后战争中的失败。刘邦成功地展示了他的智力,并因此获得了话语政治的强大优势。这是一种重叠在一起的二度反讽,对它的细读可以显露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第1层:你杀了我爹罢! 第2层:因为你是我兄弟,我爹就是你爹,按你“义人”的身份,料你也未必敢杀。(第一度反讽) 第3层:就是杀了,老子也不在乎!(第二度反讽) 这是所有反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其中第二度反讽就是对反讽的反讽,或者说是对解构的解构,并且凸现了新的流氓主义建构,因为它明确指涉着流氓伦理学的本质。在丧失了身份之后,刘邦完整地捍卫了这种新的流氓伦理,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人格分裂的格局,而项羽则是精神分裂的。由于项羽顾及“廉耻”和“义气”,也顾及语义的内在统一性,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真正和纯粹的流氓的资格。他被刘邦击败的命运在话语的领域里已经确定。 二度反讽的出现是中国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标志。检索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最早出现的二度反讽是一个关于姜尚的传说。该传说的出现年代最迟不会晚于明代 。这个后来成为殷朝大员的名士,早年穷困,长期处于身份丧失的焦虑之中。为了从国家那里获得新的身份,他采用了在渭河上垂钓的策略,以耐心等待国王的录用。由于鱼钩是笔直的,这个年迈的渔翁没有钓起过任何鱼虾。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向那些隐蔽的政治观察者们作出必要的暗示。对这个叙事文本进行解码,可以获得以下三个叙事层面: 第1层:钓鱼(对钓鱼行为的一种戏仿) 第2层:使用直钩钓鱼,实际上是非钓。(一度反讽) 第3层:还是在钓鱼,却是在钓另一条大鱼,那就是国王本人(二度反讽) 姜尚传说的反讽还显示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反讽和戏仿(戏拟)的秘密联盟。反讽的表层叙述是戏仿性的,它在滑稽地模仿一种人们熟知的事物或句式(如渔夫、钓者或垂钓行为)。它和反讽的组合构成了叙事的戏仿式反讽。 然而,二度反讽同时也是流氓向国家主义转换的标志。二度反讽通过作为贫民住宅的建筑代表,石库门隐含着一个语义转换的漫长过程。石库门建筑的灵魂就是它的黑色大门。它是整个建筑物立面的重力中心,与高墙的青砖浑然一体,凝重、端庄、在古拙之中混合着乡村财主的陈旧趣味。当这种建筑样式20年代在上海现身时,一度是那些富裕移民热衷购买的新家园。但自从抗战爆发和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它便因位于租界而逐渐成为“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小市民和难民的混居点。到了60~80年代,基于上海民居建设的基本终止和人口的急剧膨胀,石库门的大门已经颓败,它无法阻止房客的急剧增长,以致最终沦为拥挤肮脏的贫民窟;它的过度逼仄的空间,成为滋养市民小气的中心摇篮。其他贫民住宅样式,还应当包括南市区的晚清老屋和更为贫贱的逃荒者的棚户建筑。但它们都未能形成石库门那样的空间规模。
 
反讽:文化转型和修辞革命(下) 反讽的“新天地” 及其中国建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反讽的病毒已经四处扩散,侵入到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和学术等各个领域,从王朔的小说开始,经过周星驰电影和大话主义运动,最终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巨大的风暴,而它在九十年代末对现代建筑的入侵,是这种流氓话语征服最后一块文化孤岛的标志。 建筑反讽最“通俗”的例子就是那些高楼集群。都市化竞赛的结果只能是高楼竞赛,而如同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样,在庞大的高楼底下行走,人的微渺性便遭到了强化。数百米高的建筑物和低矮的人群构成了犀利的反讽:这些巨大的人工建筑表面上是为了夸耀人的创造力的,其实却趋向于颠覆人的尊严。建筑的这种目标和功能之间的反讽性,使它成了人的隐秘敌人。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把这种景观称之为“异化”。“反讽”就是“异化”在建筑语汇上的某种显现,这种对人本主义的水泥物反讽,起初闪烁在哥特式建筑的金属尖顶上,仿佛是一个焦虑的呼告和祷辞,而后则转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标志。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顶部,聚集着城市贫民的仇恨。它像针尖一样划过了上帝俯瞰大地的脸,令它感到了轻微的痛楚。 位于上海黄陂南路和淮海路的上海“新天地”则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事例,这个旧城改造的样本,成功地完成了对上海旧贫民区的移置和改写 。为了寻求逼真的效果,它甚至精密复原了石库门建筑的外形,并小心翼翼移移植了石头上的青苔和野草。这种“纪实性”叙事来自一群香港富商的资本创意。它企图衔接旧上海的文脉,并藉此营造富人消费休闲的飞地。但“新天地”的建筑功能从一开始就被蓄意篡改了,它由一个贫民的象征转换成了一个奢华的商业中心,其中包括各种高档的画廊、礼品店、咖啡馆、酒吧和餐馆。这是建筑话语在视觉和功能上的双重反讽:用香港富人的消费天堂,反讽了上海贫民区的艰辛历史。 作为贫民住宅的建筑代表,石库门隐含着一个语义转换的漫长过程。石库门建筑的灵魂就是它的黑色大门。它是整个建筑物立面的重力中心,与高墙的青砖浑然一体,凝重、端庄、在古拙之中混合着乡村财主的陈旧趣味。当这种建筑样式20年代在上海现身时,一度是那些富裕移民热衷购买的新家园。但自从抗战爆发和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它便因位于租界而逐渐成为“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小市民和难民的混居点。到了60~80年代,基于上海民居建设的基本终止和人口的急剧膨胀,石库门的大门已经颓败,它无法阻止房客的急剧增长,以致最终沦为拥挤肮脏的贫民窟;它的过度逼仄的空间,成为滋养市民小气的中心摇篮。其他贫民住宅样式,还应当包括南市区的晚清老屋和更为贫贱的逃荒者的棚户建筑。但它们都未能形成石库门那样的空间规模。 几乎所有在“新天地”里行走的上海人的心情都是和游客截然不同的。越过那些青砖甬道、石板路面和紧闭的黑色大门,记忆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篡改。人们不仅在现实中遭到放逐、而且还被人从记忆的家园里驱赶到了异乡。这其实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话语强权的结果,它对旧城民居建筑的资本叙事,制造了一个有关新世界的消费主义神话,但它不属于城市贫民,而是属于游客,也即那些外来的“文化异己份子”。后者的嬉笑回荡在用贫民历史构筑的布景里。 “新天地”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反讽。它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连接成一个整体,仿佛就是后者在空间上的一种戏剧性延展。但参观者还是会发现,在严肃的共产主义史迹和情欲化的资本主义商铺之间,出现了一种尖锐的语义对抗。是的,“新天地”创造了多重反讽的范例,这种反讽甚至显示在“新天地”的命名上:它和“中共一大会址”形成了古怪的语词反讽,以显示建筑语义的“一国两制”。 然而,反讽并非晚
几乎所有在“新天地”里行走的上海人的心情都是和游客截然不同的。越过那些青砖甬道、石板路面和紧闭的黑色大门,记忆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篡改。人们不仅在现实中遭到放逐、而且还被人从记忆的家园里驱赶到了异乡。这其实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话语强权的结果,它对旧城民居建筑的资本叙事,制造了一个有关新世界的消费主义神话,但它不属于城市贫民,而是属于游客,也即那些外来的“文化异己份子”。后者的嬉笑回荡在用贫民历史构筑的布景里。
对反讽的反讽,完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秘密构形。刘邦和姜尚的反讽拥有一个流氓话语的表皮,但它已经实现了内在的转换,也就是从解构的立场悄然转向了国家话语,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的空间。二度反讽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一个隐在的辨认标识,用以搜寻那些混迹于流氓群体中的国家主义者的伟岸身影。 所有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旨在表明,流氓话语和反讽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流氓话语必须在反讽中实现其反叛的目标。反讽就是流氓在言说中颠覆世界的道路,它使流氓话语得以呼吸,也就是得以在世界的废墟前面发出恶毒的笑声。反讽使流氓话语获得了一种古怪的拆卸的力量。它要在传统的语句中粉碎意义,并且赋予它新的价值向度。而在另一方面,流氓话语使反讽走出了古典主义的限定性,并为它提供了一个无限阔大的空间。我们以后的分析可以证明,在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变革中,反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解构了表情严厉的国家主义,并塑造出一个富有话语活力的开放时代。 然而,现代中国出现的最深刻的反讽却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部对抗,最后转换成了话语的内在反讽。在社会主义叙事和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反语: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能指,指向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指。这是话语策略的迫切需要。在完成市场资本主义的构形之后,必须在其话语层面上继续维系社会主义样式,以捍卫既定的总体性权力格局。这无疑是所有反讽中最具张力的一种。它同时也是临时的结构性反讽,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激烈冲突在话语表层上趋于平息。但这种反讽是内部紧张的,它无法真正化解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它聚集着更大的对抗性风暴。此外,国家主义为自身设定的巨大反讽,也鼓舞和推促了民间反讽的繁殖与扩张。无论从哪个向度观看,反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精神标志。(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5年第2期) 本文题图:马保中《数字/毛泽东》
 
“新天地”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反讽。它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连接成一个整体,仿佛就是后者在空间上的一种戏剧性延展。但参观者还是会发现,在严肃的共产主义史迹和情欲化的资本主义商铺之间,出现了一种尖锐的语义对抗。是的,“新天地”创造了多重反讽的范例,这种反讽甚至显示在“新天地”的命名上:它和“中共一大会址”形成了古怪的语词反讽,以显示建筑语义的“一国两制”。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门”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威权主义的基础。 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变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建筑哲学发生了剧变。门的故事被不断改写,拼贴、歧义和反讽正在成为都市建筑叙事的内在逻辑。我已经说过,上海衡山路的酒吧群落也是文化反讽的例证。它的建筑及装饰风格的高度欧化,与它内部播放的音乐(邓丽君歌曲)和电视节目(功夫片)形成了可笑的反讽。或者说,它的“硬体”遭到了“软体”的颠覆。没有什么比这种语法混乱的自我叙事更能显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了。在我看来,反讽不仅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刻画着西方符号资本支配下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性:混乱而有生气,充满了意外的话语效果,仿佛是一些层出不穷和令人发笑的喜剧。 刘邦反讽与姜尚反讽 反讽并非“现代性”和“后殖民时代”的独有产物。东方反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已经在刘邦和项羽的对话中发现了它的历史踪迹。在那场著名的对话之中,项羽和刘邦置身于一个不同级位的话语世界:项羽的空间是绝对性和充分主权性的,语义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层面上,形成一个单纯的语义构造。但刘邦洞悉了项羽的道德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展开反讽,把项羽投置于智力受挫的一面。刘邦无疑是历史记载中最早拥有反讽能力的流氓之一,这场对话已经预设了项羽在日后战争中的失败。刘邦成功地展示了他的智力,并因此获得了话语政治的强大优势。这是一种重叠在一起的二度反讽,对它的细读可以显露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第1层:你杀了我爹罢! 第2层:因为你是我兄弟,我爹就是你爹,按你“义人”的身份,料你也未必敢杀。(第一度反讽) 第3层:就是杀了,老子也不在乎!(第二度反讽) 这是所有反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其中第二度反讽就是对反讽的反讽,或者说是对解构的解构,并且凸现了新的流氓主义建构,因为它明确指涉着流氓伦理学的本质。在丧失了身份之后,刘邦完整地捍卫了这种新的流氓伦理,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人格分裂的格局,而项羽则是精神分裂的。由于项羽顾及“廉耻”和“义气”,也顾及语义的内在统一性,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真正和纯粹的流氓的资格。他被刘邦击败的命运在话语的领域里已经确定。 二度反讽的出现是中国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标志。检索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最早出现的二度反讽是一个关于姜尚的传说。该传说的出现年代最迟不会晚于明代 。这个后来成为殷朝大员的名士,早年穷困,长期处于身份丧失的焦虑之中。为了从国家那里获得新的身份,他采用了在渭河上垂钓的策略,以耐心等待国王的录用。由于鱼钩是笔直的,这个年迈的渔翁没有钓起过任何鱼虾。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向那些隐蔽的政治观察者们作出必要的暗示。对这个叙事文本进行解码,可以获得以下三个叙事层面: 第1层:钓鱼(对钓鱼行为的一种戏仿) 第2层:使用直钩钓鱼,实际上是非钓。(一度反讽) 第3层:还是在钓鱼,却是在钓另一条大鱼,那就是国王本人(二度反讽) 姜尚传说的反讽还显示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反讽和戏仿(戏拟)的秘密联盟。反讽的表层叙述是戏仿性的,它在滑稽地模仿一种人们熟知的事物或句式(如渔夫、钓者或垂钓行为)。它和反讽的组合构成了叙事的戏仿式反讽。 然而,二度反讽同时也是流氓向国家主义转换的标志。二度反讽通过
 
然而,反讽并非晚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门”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威权主义的基础。
 
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变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建筑哲学发生了剧变。门的故事被不断改写,拼贴、歧义和反讽正在成为都市建筑叙事的内在逻辑。我已经说过,上海衡山路的酒吧群落也是文化反讽的例证。它的建筑及装饰风格的高度欧化,与它内部播放的音乐(邓丽君歌曲)和电视节目(功夫片)形成了可笑的反讽。或者说,它的“硬体”遭到了“软体”的颠覆。没有什么比这种语法混乱的自我叙事更能显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了。在我看来,反讽不仅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刻画着西方符号资本支配下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性:混乱而有生气,充满了意外的话语效果,仿佛是一些层出不穷和令人发笑的喜剧。
 
对反讽的反讽,完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秘密构形。刘邦和姜尚的反讽拥有一个流氓话语的表皮,但它已经实现了内在的转换,也就是从解构的立场悄然转向了国家话语,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的空间。二度反讽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一个隐在的辨认标识,用以搜寻那些混迹于流氓群体中的国家主义者的伟岸身影。 所有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旨在表明,流氓话语和反讽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流氓话语必须在反讽中实现其反叛的目标。反讽就是流氓在言说中颠覆世界的道路,它使流氓话语得以呼吸,也就是得以在世界的废墟前面发出恶毒的笑声。反讽使流氓话语获得了一种古怪的拆卸的力量。它要在传统的语句中粉碎意义,并且赋予它新的价值向度。而在另一方面,流氓话语使反讽走出了古典主义的限定性,并为它提供了一个无限阔大的空间。我们以后的分析可以证明,在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变革中,反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解构了表情严厉的国家主义,并塑造出一个富有话语活力的开放时代。 然而,现代中国出现的最深刻的反讽却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部对抗,最后转换成了话语的内在反讽。在社会主义叙事和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反语: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能指,指向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指。这是话语策略的迫切需要。在完成市场资本主义的构形之后,必须在其话语层面上继续维系社会主义样式,以捍卫既定的总体性权力格局。这无疑是所有反讽中最具张力的一种。它同时也是临时的结构性反讽,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激烈冲突在话语表层上趋于平息。但这种反讽是内部紧张的,它无法真正化解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它聚集着更大的对抗性风暴。此外,国家主义为自身设定的巨大反讽,也鼓舞和推促了民间反讽的繁殖与扩张。无论从哪个向度观看,反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精神标志。(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5年第2期) 本文题图:马保中《数字/毛泽东》
刘邦反讽与姜尚反讽
反讽:文化转型和修辞革命(下) 反讽的“新天地” 及其中国建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反讽的病毒已经四处扩散,侵入到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和学术等各个领域,从王朔的小说开始,经过周星驰电影和大话主义运动,最终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巨大的风暴,而它在九十年代末对现代建筑的入侵,是这种流氓话语征服最后一块文化孤岛的标志。 建筑反讽最“通俗”的例子就是那些高楼集群。都市化竞赛的结果只能是高楼竞赛,而如同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样,在庞大的高楼底下行走,人的微渺性便遭到了强化。数百米高的建筑物和低矮的人群构成了犀利的反讽:这些巨大的人工建筑表面上是为了夸耀人的创造力的,其实却趋向于颠覆人的尊严。建筑的这种目标和功能之间的反讽性,使它成了人的隐秘敌人。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把这种景观称之为“异化”。“反讽”就是“异化”在建筑语汇上的某种显现,这种对人本主义的水泥物反讽,起初闪烁在哥特式建筑的金属尖顶上,仿佛是一个焦虑的呼告和祷辞,而后则转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标志。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顶部,聚集着城市贫民的仇恨。它像针尖一样划过了上帝俯瞰大地的脸,令它感到了轻微的痛楚。 位于上海黄陂南路和淮海路的上海“新天地”则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事例,这个旧城改造的样本,成功地完成了对上海旧贫民区的移置和改写 。为了寻求逼真的效果,它甚至精密复原了石库门建筑的外形,并小心翼翼移移植了石头上的青苔和野草。这种“纪实性”叙事来自一群香港富商的资本创意。它企图衔接旧上海的文脉,并藉此营造富人消费休闲的飞地。但“新天地”的建筑功能从一开始就被蓄意篡改了,它由一个贫民的象征转换成了一个奢华的商业中心,其中包括各种高档的画廊、礼品店、咖啡馆、酒吧和餐馆。这是建筑话语在视觉和功能上的双重反讽:用香港富人的消费天堂,反讽了上海贫民区的艰辛历史。 作为贫民住宅的建筑代表,石库门隐含着一个语义转换的漫长过程。石库门建筑的灵魂就是它的黑色大门。它是整个建筑物立面的重力中心,与高墙的青砖浑然一体,凝重、端庄、在古拙之中混合着乡村财主的陈旧趣味。当这种建筑样式20年代在上海现身时,一度是那些富裕移民热衷购买的新家园。但自从抗战爆发和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它便因位于租界而逐渐成为“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小市民和难民的混居点。到了60~80年代,基于上海民居建设的基本终止和人口的急剧膨胀,石库门的大门已经颓败,它无法阻止房客的急剧增长,以致最终沦为拥挤肮脏的贫民窟;它的过度逼仄的空间,成为滋养市民小气的中心摇篮。其他贫民住宅样式,还应当包括南市区的晚清老屋和更为贫贱的逃荒者的棚户建筑。但它们都未能形成石库门那样的空间规模。 几乎所有在“新天地”里行走的上海人的心情都是和游客截然不同的。越过那些青砖甬道、石板路面和紧闭的黑色大门,记忆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篡改。人们不仅在现实中遭到放逐、而且还被人从记忆的家园里驱赶到了异乡。这其实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话语强权的结果,它对旧城民居建筑的资本叙事,制造了一个有关新世界的消费主义神话,但它不属于城市贫民,而是属于游客,也即那些外来的“文化异己份子”。后者的嬉笑回荡在用贫民历史构筑的布景里。 “新天地”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反讽。它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连接成一个整体,仿佛就是后者在空间上的一种戏剧性延展。但参观者还是会发现,在严肃的共产主义史迹和情欲化的资本主义商铺之间,出现了一种尖锐的语义对抗。是的,“新天地”创造了多重反讽的范例,这种反讽甚至显示在“新天地”的命名上:它和“中共一大会址”形成了古怪的语词反讽,以显示建筑语义的“一国两制”。 然而,反讽并非晚
 
反讽并非“现代性”和“后殖民时代”的独有产物。东方反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已经在刘邦和项羽的对话中发现了它的历史踪迹。在那场著名的对话之中,项羽和刘邦置身于一个不同级位的话语世界:项羽的空间是绝对性和充分主权性的,语义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层面上,形成一个单纯的语义构造。但刘邦洞悉了项羽的道德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展开反讽,把项羽投置于智力受挫的一面。刘邦无疑是历史记载中最早拥有反讽能力的流氓之一,这场对话已经预设了项羽在日后战争中的失败。刘邦成功地展示了他的智力,并因此获得了话语政治的强大优势。这是一种重叠在一起的二度反讽,对它的细读可以显露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第1层:你杀了我爹罢!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门”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威权主义的基础。 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变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建筑哲学发生了剧变。门的故事被不断改写,拼贴、歧义和反讽正在成为都市建筑叙事的内在逻辑。我已经说过,上海衡山路的酒吧群落也是文化反讽的例证。它的建筑及装饰风格的高度欧化,与它内部播放的音乐(邓丽君歌曲)和电视节目(功夫片)形成了可笑的反讽。或者说,它的“硬体”遭到了“软体”的颠覆。没有什么比这种语法混乱的自我叙事更能显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了。在我看来,反讽不仅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刻画着西方符号资本支配下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性:混乱而有生气,充满了意外的话语效果,仿佛是一些层出不穷和令人发笑的喜剧。 刘邦反讽与姜尚反讽 反讽并非“现代性”和“后殖民时代”的独有产物。东方反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已经在刘邦和项羽的对话中发现了它的历史踪迹。在那场著名的对话之中,项羽和刘邦置身于一个不同级位的话语世界:项羽的空间是绝对性和充分主权性的,语义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层面上,形成一个单纯的语义构造。但刘邦洞悉了项羽的道德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展开反讽,把项羽投置于智力受挫的一面。刘邦无疑是历史记载中最早拥有反讽能力的流氓之一,这场对话已经预设了项羽在日后战争中的失败。刘邦成功地展示了他的智力,并因此获得了话语政治的强大优势。这是一种重叠在一起的二度反讽,对它的细读可以显露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第1层:你杀了我爹罢! 第2层:因为你是我兄弟,我爹就是你爹,按你“义人”的身份,料你也未必敢杀。(第一度反讽) 第3层:就是杀了,老子也不在乎!(第二度反讽) 这是所有反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其中第二度反讽就是对反讽的反讽,或者说是对解构的解构,并且凸现了新的流氓主义建构,因为它明确指涉着流氓伦理学的本质。在丧失了身份之后,刘邦完整地捍卫了这种新的流氓伦理,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人格分裂的格局,而项羽则是精神分裂的。由于项羽顾及“廉耻”和“义气”,也顾及语义的内在统一性,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真正和纯粹的流氓的资格。他被刘邦击败的命运在话语的领域里已经确定。 二度反讽的出现是中国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标志。检索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最早出现的二度反讽是一个关于姜尚的传说。该传说的出现年代最迟不会晚于明代 。这个后来成为殷朝大员的名士,早年穷困,长期处于身份丧失的焦虑之中。为了从国家那里获得新的身份,他采用了在渭河上垂钓的策略,以耐心等待国王的录用。由于鱼钩是笔直的,这个年迈的渔翁没有钓起过任何鱼虾。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向那些隐蔽的政治观察者们作出必要的暗示。对这个叙事文本进行解码,可以获得以下三个叙事层面: 第1层:钓鱼(对钓鱼行为的一种戏仿) 第2层:使用直钩钓鱼,实际上是非钓。(一度反讽) 第3层:还是在钓鱼,却是在钓另一条大鱼,那就是国王本人(二度反讽) 姜尚传说的反讽还显示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反讽和戏仿(戏拟)的秘密联盟。反讽的表层叙述是戏仿性的,它在滑稽地模仿一种人们熟知的事物或句式(如渔夫、钓者或垂钓行为)。它和反讽的组合构成了叙事的戏仿式反讽。 然而,二度反讽同时也是流氓向国家主义转换的标志。二度反讽通过
 
反讽:文化转型和修辞革命(下) 反讽的“新天地” 及其中国建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反讽的病毒已经四处扩散,侵入到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和学术等各个领域,从王朔的小说开始,经过周星驰电影和大话主义运动,最终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巨大的风暴,而它在九十年代末对现代建筑的入侵,是这种流氓话语征服最后一块文化孤岛的标志。 建筑反讽最“通俗”的例子就是那些高楼集群。都市化竞赛的结果只能是高楼竞赛,而如同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样,在庞大的高楼底下行走,人的微渺性便遭到了强化。数百米高的建筑物和低矮的人群构成了犀利的反讽:这些巨大的人工建筑表面上是为了夸耀人的创造力的,其实却趋向于颠覆人的尊严。建筑的这种目标和功能之间的反讽性,使它成了人的隐秘敌人。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把这种景观称之为“异化”。“反讽”就是“异化”在建筑语汇上的某种显现,这种对人本主义的水泥物反讽,起初闪烁在哥特式建筑的金属尖顶上,仿佛是一个焦虑的呼告和祷辞,而后则转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标志。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顶部,聚集着城市贫民的仇恨。它像针尖一样划过了上帝俯瞰大地的脸,令它感到了轻微的痛楚。 位于上海黄陂南路和淮海路的上海“新天地”则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事例,这个旧城改造的样本,成功地完成了对上海旧贫民区的移置和改写 。为了寻求逼真的效果,它甚至精密复原了石库门建筑的外形,并小心翼翼移移植了石头上的青苔和野草。这种“纪实性”叙事来自一群香港富商的资本创意。它企图衔接旧上海的文脉,并藉此营造富人消费休闲的飞地。但“新天地”的建筑功能从一开始就被蓄意篡改了,它由一个贫民的象征转换成了一个奢华的商业中心,其中包括各种高档的画廊、礼品店、咖啡馆、酒吧和餐馆。这是建筑话语在视觉和功能上的双重反讽:用香港富人的消费天堂,反讽了上海贫民区的艰辛历史。 作为贫民住宅的建筑代表,石库门隐含着一个语义转换的漫长过程。石库门建筑的灵魂就是它的黑色大门。它是整个建筑物立面的重力中心,与高墙的青砖浑然一体,凝重、端庄、在古拙之中混合着乡村财主的陈旧趣味。当这种建筑样式20年代在上海现身时,一度是那些富裕移民热衷购买的新家园。但自从抗战爆发和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它便因位于租界而逐渐成为“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小市民和难民的混居点。到了60~80年代,基于上海民居建设的基本终止和人口的急剧膨胀,石库门的大门已经颓败,它无法阻止房客的急剧增长,以致最终沦为拥挤肮脏的贫民窟;它的过度逼仄的空间,成为滋养市民小气的中心摇篮。其他贫民住宅样式,还应当包括南市区的晚清老屋和更为贫贱的逃荒者的棚户建筑。但它们都未能形成石库门那样的空间规模。 几乎所有在“新天地”里行走的上海人的心情都是和游客截然不同的。越过那些青砖甬道、石板路面和紧闭的黑色大门,记忆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篡改。人们不仅在现实中遭到放逐、而且还被人从记忆的家园里驱赶到了异乡。这其实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话语强权的结果,它对旧城民居建筑的资本叙事,制造了一个有关新世界的消费主义神话,但它不属于城市贫民,而是属于游客,也即那些外来的“文化异己份子”。后者的嬉笑回荡在用贫民历史构筑的布景里。 “新天地”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反讽。它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连接成一个整体,仿佛就是后者在空间上的一种戏剧性延展。但参观者还是会发现,在严肃的共产主义史迹和情欲化的资本主义商铺之间,出现了一种尖锐的语义对抗。是的,“新天地”创造了多重反讽的范例,这种反讽甚至显示在“新天地”的命名上:它和“中共一大会址”形成了古怪的语词反讽,以显示建筑语义的“一国两制”。 然而,反讽并非晚第2层:因为你是我兄弟,我爹就是你爹,按你“义人”的身份,料你也未必敢杀。(第一度反讽)
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门”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威权主义的基础。 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变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建筑哲学发生了剧变。门的故事被不断改写,拼贴、歧义和反讽正在成为都市建筑叙事的内在逻辑。我已经说过,上海衡山路的酒吧群落也是文化反讽的例证。它的建筑及装饰风格的高度欧化,与它内部播放的音乐(邓丽君歌曲)和电视节目(功夫片)形成了可笑的反讽。或者说,它的“硬体”遭到了“软体”的颠覆。没有什么比这种语法混乱的自我叙事更能显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了。在我看来,反讽不仅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刻画着西方符号资本支配下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性:混乱而有生气,充满了意外的话语效果,仿佛是一些层出不穷和令人发笑的喜剧。 刘邦反讽与姜尚反讽 反讽并非“现代性”和“后殖民时代”的独有产物。东方反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已经在刘邦和项羽的对话中发现了它的历史踪迹。在那场著名的对话之中,项羽和刘邦置身于一个不同级位的话语世界:项羽的空间是绝对性和充分主权性的,语义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层面上,形成一个单纯的语义构造。但刘邦洞悉了项羽的道德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展开反讽,把项羽投置于智力受挫的一面。刘邦无疑是历史记载中最早拥有反讽能力的流氓之一,这场对话已经预设了项羽在日后战争中的失败。刘邦成功地展示了他的智力,并因此获得了话语政治的强大优势。这是一种重叠在一起的二度反讽,对它的细读可以显露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第1层:你杀了我爹罢! 第2层:因为你是我兄弟,我爹就是你爹,按你“义人”的身份,料你也未必敢杀。(第一度反讽) 第3层:就是杀了,老子也不在乎!(第二度反讽) 这是所有反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其中第二度反讽就是对反讽的反讽,或者说是对解构的解构,并且凸现了新的流氓主义建构,因为它明确指涉着流氓伦理学的本质。在丧失了身份之后,刘邦完整地捍卫了这种新的流氓伦理,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人格分裂的格局,而项羽则是精神分裂的。由于项羽顾及“廉耻”和“义气”,也顾及语义的内在统一性,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真正和纯粹的流氓的资格。他被刘邦击败的命运在话语的领域里已经确定。 二度反讽的出现是中国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标志。检索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最早出现的二度反讽是一个关于姜尚的传说。该传说的出现年代最迟不会晚于明代 。这个后来成为殷朝大员的名士,早年穷困,长期处于身份丧失的焦虑之中。为了从国家那里获得新的身份,他采用了在渭河上垂钓的策略,以耐心等待国王的录用。由于鱼钩是笔直的,这个年迈的渔翁没有钓起过任何鱼虾。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向那些隐蔽的政治观察者们作出必要的暗示。对这个叙事文本进行解码,可以获得以下三个叙事层面: 第1层:钓鱼(对钓鱼行为的一种戏仿) 第2层:使用直钩钓鱼,实际上是非钓。(一度反讽) 第3层:还是在钓鱼,却是在钓另一条大鱼,那就是国王本人(二度反讽) 姜尚传说的反讽还显示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反讽和戏仿(戏拟)的秘密联盟。反讽的表层叙述是戏仿性的,它在滑稽地模仿一种人们熟知的事物或句式(如渔夫、钓者或垂钓行为)。它和反讽的组合构成了叙事的戏仿式反讽。 然而,二度反讽同时也是流氓向国家主义转换的标志。二度反讽通过
 
第3层:就是杀了,老子也不在乎!(第二度反讽)
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门”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威权主义的基础。 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变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建筑哲学发生了剧变。门的故事被不断改写,拼贴、歧义和反讽正在成为都市建筑叙事的内在逻辑。我已经说过,上海衡山路的酒吧群落也是文化反讽的例证。它的建筑及装饰风格的高度欧化,与它内部播放的音乐(邓丽君歌曲)和电视节目(功夫片)形成了可笑的反讽。或者说,它的“硬体”遭到了“软体”的颠覆。没有什么比这种语法混乱的自我叙事更能显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了。在我看来,反讽不仅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刻画着西方符号资本支配下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性:混乱而有生气,充满了意外的话语效果,仿佛是一些层出不穷和令人发笑的喜剧。 刘邦反讽与姜尚反讽 反讽并非“现代性”和“后殖民时代”的独有产物。东方反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已经在刘邦和项羽的对话中发现了它的历史踪迹。在那场著名的对话之中,项羽和刘邦置身于一个不同级位的话语世界:项羽的空间是绝对性和充分主权性的,语义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层面上,形成一个单纯的语义构造。但刘邦洞悉了项羽的道德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展开反讽,把项羽投置于智力受挫的一面。刘邦无疑是历史记载中最早拥有反讽能力的流氓之一,这场对话已经预设了项羽在日后战争中的失败。刘邦成功地展示了他的智力,并因此获得了话语政治的强大优势。这是一种重叠在一起的二度反讽,对它的细读可以显露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第1层:你杀了我爹罢! 第2层:因为你是我兄弟,我爹就是你爹,按你“义人”的身份,料你也未必敢杀。(第一度反讽) 第3层:就是杀了,老子也不在乎!(第二度反讽) 这是所有反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其中第二度反讽就是对反讽的反讽,或者说是对解构的解构,并且凸现了新的流氓主义建构,因为它明确指涉着流氓伦理学的本质。在丧失了身份之后,刘邦完整地捍卫了这种新的流氓伦理,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人格分裂的格局,而项羽则是精神分裂的。由于项羽顾及“廉耻”和“义气”,也顾及语义的内在统一性,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真正和纯粹的流氓的资格。他被刘邦击败的命运在话语的领域里已经确定。 二度反讽的出现是中国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标志。检索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最早出现的二度反讽是一个关于姜尚的传说。该传说的出现年代最迟不会晚于明代 。这个后来成为殷朝大员的名士,早年穷困,长期处于身份丧失的焦虑之中。为了从国家那里获得新的身份,他采用了在渭河上垂钓的策略,以耐心等待国王的录用。由于鱼钩是笔直的,这个年迈的渔翁没有钓起过任何鱼虾。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向那些隐蔽的政治观察者们作出必要的暗示。对这个叙事文本进行解码,可以获得以下三个叙事层面: 第1层:钓鱼(对钓鱼行为的一种戏仿) 第2层:使用直钩钓鱼,实际上是非钓。(一度反讽) 第3层:还是在钓鱼,却是在钓另一条大鱼,那就是国王本人(二度反讽) 姜尚传说的反讽还显示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反讽和戏仿(戏拟)的秘密联盟。反讽的表层叙述是戏仿性的,它在滑稽地模仿一种人们熟知的事物或句式(如渔夫、钓者或垂钓行为)。它和反讽的组合构成了叙事的戏仿式反讽。 然而,二度反讽同时也是流氓向国家主义转换的标志。二度反讽通过
 
这是所有反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其中第二度反讽就是对反讽的反讽,或者说是对解构的解构,并且凸现了新的流氓主义建构,因为它明确指涉着流氓伦理学的本质。在丧失了身份之后,刘邦完整地捍卫了这种新的流氓伦理,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人格分裂的格局,而项羽则是精神分裂的。由于项羽顾及“廉耻”和“义气”,也顾及语义的内在统一性,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真正和纯粹的流氓的资格。他被刘邦击败的命运在话语的领域里已经确定。
 
二度反讽的出现是中国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标志。检索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最早出现的二度反讽是一个关于姜尚的传说。该传说的出现年代最迟不会晚于明代 。这个后来成为殷朝大员的名士,早年穷困,长期处于身份丧失的焦虑之中。为了从国家那里获得新的身份,他采用了在渭河上垂钓的策略,以耐心等待国王的录用。由于鱼钩是笔直的,这个年迈的渔翁没有钓起过任何鱼虾。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向那些隐蔽的政治观察者们作出必要的暗示。对这个叙事文本进行解码,可以获得以下三个叙事层面:
 
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门”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威权主义的基础。 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变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建筑哲学发生了剧变。门的故事被不断改写,拼贴、歧义和反讽正在成为都市建筑叙事的内在逻辑。我已经说过,上海衡山路的酒吧群落也是文化反讽的例证。它的建筑及装饰风格的高度欧化,与它内部播放的音乐(邓丽君歌曲)和电视节目(功夫片)形成了可笑的反讽。或者说,它的“硬体”遭到了“软体”的颠覆。没有什么比这种语法混乱的自我叙事更能显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了。在我看来,反讽不仅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刻画着西方符号资本支配下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性:混乱而有生气,充满了意外的话语效果,仿佛是一些层出不穷和令人发笑的喜剧。 刘邦反讽与姜尚反讽 反讽并非“现代性”和“后殖民时代”的独有产物。东方反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已经在刘邦和项羽的对话中发现了它的历史踪迹。在那场著名的对话之中,项羽和刘邦置身于一个不同级位的话语世界:项羽的空间是绝对性和充分主权性的,语义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层面上,形成一个单纯的语义构造。但刘邦洞悉了项羽的道德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展开反讽,把项羽投置于智力受挫的一面。刘邦无疑是历史记载中最早拥有反讽能力的流氓之一,这场对话已经预设了项羽在日后战争中的失败。刘邦成功地展示了他的智力,并因此获得了话语政治的强大优势。这是一种重叠在一起的二度反讽,对它的细读可以显露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第1层:你杀了我爹罢! 第2层:因为你是我兄弟,我爹就是你爹,按你“义人”的身份,料你也未必敢杀。(第一度反讽) 第3层:就是杀了,老子也不在乎!(第二度反讽) 这是所有反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其中第二度反讽就是对反讽的反讽,或者说是对解构的解构,并且凸现了新的流氓主义建构,因为它明确指涉着流氓伦理学的本质。在丧失了身份之后,刘邦完整地捍卫了这种新的流氓伦理,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人格分裂的格局,而项羽则是精神分裂的。由于项羽顾及“廉耻”和“义气”,也顾及语义的内在统一性,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真正和纯粹的流氓的资格。他被刘邦击败的命运在话语的领域里已经确定。 二度反讽的出现是中国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标志。检索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最早出现的二度反讽是一个关于姜尚的传说。该传说的出现年代最迟不会晚于明代 。这个后来成为殷朝大员的名士,早年穷困,长期处于身份丧失的焦虑之中。为了从国家那里获得新的身份,他采用了在渭河上垂钓的策略,以耐心等待国王的录用。由于鱼钩是笔直的,这个年迈的渔翁没有钓起过任何鱼虾。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向那些隐蔽的政治观察者们作出必要的暗示。对这个叙事文本进行解码,可以获得以下三个叙事层面: 第1层:钓鱼(对钓鱼行为的一种戏仿) 第2层:使用直钩钓鱼,实际上是非钓。(一度反讽) 第3层:还是在钓鱼,却是在钓另一条大鱼,那就是国王本人(二度反讽) 姜尚传说的反讽还显示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反讽和戏仿(戏拟)的秘密联盟。反讽的表层叙述是戏仿性的,它在滑稽地模仿一种人们熟知的事物或句式(如渔夫、钓者或垂钓行为)。它和反讽的组合构成了叙事的戏仿式反讽。 然而,二度反讽同时也是流氓向国家主义转换的标志。二度反讽通过第1层:钓鱼(对钓鱼行为的一种戏仿)
 
第2层:使用直钩钓鱼,实际上是非钓。(一度反讽)
 
反讽:文化转型和修辞革命(下) 反讽的“新天地” 及其中国建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反讽的病毒已经四处扩散,侵入到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和学术等各个领域,从王朔的小说开始,经过周星驰电影和大话主义运动,最终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巨大的风暴,而它在九十年代末对现代建筑的入侵,是这种流氓话语征服最后一块文化孤岛的标志。 建筑反讽最“通俗”的例子就是那些高楼集群。都市化竞赛的结果只能是高楼竞赛,而如同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样,在庞大的高楼底下行走,人的微渺性便遭到了强化。数百米高的建筑物和低矮的人群构成了犀利的反讽:这些巨大的人工建筑表面上是为了夸耀人的创造力的,其实却趋向于颠覆人的尊严。建筑的这种目标和功能之间的反讽性,使它成了人的隐秘敌人。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把这种景观称之为“异化”。“反讽”就是“异化”在建筑语汇上的某种显现,这种对人本主义的水泥物反讽,起初闪烁在哥特式建筑的金属尖顶上,仿佛是一个焦虑的呼告和祷辞,而后则转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标志。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顶部,聚集着城市贫民的仇恨。它像针尖一样划过了上帝俯瞰大地的脸,令它感到了轻微的痛楚。 位于上海黄陂南路和淮海路的上海“新天地”则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事例,这个旧城改造的样本,成功地完成了对上海旧贫民区的移置和改写 。为了寻求逼真的效果,它甚至精密复原了石库门建筑的外形,并小心翼翼移移植了石头上的青苔和野草。这种“纪实性”叙事来自一群香港富商的资本创意。它企图衔接旧上海的文脉,并藉此营造富人消费休闲的飞地。但“新天地”的建筑功能从一开始就被蓄意篡改了,它由一个贫民的象征转换成了一个奢华的商业中心,其中包括各种高档的画廊、礼品店、咖啡馆、酒吧和餐馆。这是建筑话语在视觉和功能上的双重反讽:用香港富人的消费天堂,反讽了上海贫民区的艰辛历史。 作为贫民住宅的建筑代表,石库门隐含着一个语义转换的漫长过程。石库门建筑的灵魂就是它的黑色大门。它是整个建筑物立面的重力中心,与高墙的青砖浑然一体,凝重、端庄、在古拙之中混合着乡村财主的陈旧趣味。当这种建筑样式20年代在上海现身时,一度是那些富裕移民热衷购买的新家园。但自从抗战爆发和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它便因位于租界而逐渐成为“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小市民和难民的混居点。到了60~80年代,基于上海民居建设的基本终止和人口的急剧膨胀,石库门的大门已经颓败,它无法阻止房客的急剧增长,以致最终沦为拥挤肮脏的贫民窟;它的过度逼仄的空间,成为滋养市民小气的中心摇篮。其他贫民住宅样式,还应当包括南市区的晚清老屋和更为贫贱的逃荒者的棚户建筑。但它们都未能形成石库门那样的空间规模。 几乎所有在“新天地”里行走的上海人的心情都是和游客截然不同的。越过那些青砖甬道、石板路面和紧闭的黑色大门,记忆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篡改。人们不仅在现实中遭到放逐、而且还被人从记忆的家园里驱赶到了异乡。这其实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话语强权的结果,它对旧城民居建筑的资本叙事,制造了一个有关新世界的消费主义神话,但它不属于城市贫民,而是属于游客,也即那些外来的“文化异己份子”。后者的嬉笑回荡在用贫民历史构筑的布景里。 “新天地”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反讽。它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连接成一个整体,仿佛就是后者在空间上的一种戏剧性延展。但参观者还是会发现,在严肃的共产主义史迹和情欲化的资本主义商铺之间,出现了一种尖锐的语义对抗。是的,“新天地”创造了多重反讽的范例,这种反讽甚至显示在“新天地”的命名上:它和“中共一大会址”形成了古怪的语词反讽,以显示建筑语义的“一国两制”。 然而,反讽并非晚第3层:还是在钓鱼,却是在钓另一条大鱼,那就是国王本人(二度反讽)
 
对反讽的反讽,完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秘密构形。刘邦和姜尚的反讽拥有一个流氓话语的表皮,但它已经实现了内在的转换,也就是从解构的立场悄然转向了国家话语,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的空间。二度反讽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一个隐在的辨认标识,用以搜寻那些混迹于流氓群体中的国家主义者的伟岸身影。 所有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旨在表明,流氓话语和反讽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流氓话语必须在反讽中实现其反叛的目标。反讽就是流氓在言说中颠覆世界的道路,它使流氓话语得以呼吸,也就是得以在世界的废墟前面发出恶毒的笑声。反讽使流氓话语获得了一种古怪的拆卸的力量。它要在传统的语句中粉碎意义,并且赋予它新的价值向度。而在另一方面,流氓话语使反讽走出了古典主义的限定性,并为它提供了一个无限阔大的空间。我们以后的分析可以证明,在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变革中,反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解构了表情严厉的国家主义,并塑造出一个富有话语活力的开放时代。 然而,现代中国出现的最深刻的反讽却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部对抗,最后转换成了话语的内在反讽。在社会主义叙事和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反语: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能指,指向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指。这是话语策略的迫切需要。在完成市场资本主义的构形之后,必须在其话语层面上继续维系社会主义样式,以捍卫既定的总体性权力格局。这无疑是所有反讽中最具张力的一种。它同时也是临时的结构性反讽,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激烈冲突在话语表层上趋于平息。但这种反讽是内部紧张的,它无法真正化解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它聚集着更大的对抗性风暴。此外,国家主义为自身设定的巨大反讽,也鼓舞和推促了民间反讽的繁殖与扩张。无论从哪个向度观看,反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精神标志。(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5年第2期) 本文题图:马保中《数字/毛泽东》 姜尚传说的反讽还显示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反讽和戏仿(戏拟)的秘密联盟。反讽的表层叙述是戏仿性的,它在滑稽地模仿一种人们熟知的事物或句式(如渔夫、钓者或垂钓行为)。它和反讽的组合构成了叙事的戏仿式反讽。
 
对反讽的反讽,完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秘密构形。刘邦和姜尚的反讽拥有一个流氓话语的表皮,但它已经实现了内在的转换,也就是从解构的立场悄然转向了国家话语,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的空间。二度反讽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一个隐在的辨认标识,用以搜寻那些混迹于流氓群体中的国家主义者的伟岸身影。 所有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旨在表明,流氓话语和反讽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流氓话语必须在反讽中实现其反叛的目标。反讽就是流氓在言说中颠覆世界的道路,它使流氓话语得以呼吸,也就是得以在世界的废墟前面发出恶毒的笑声。反讽使流氓话语获得了一种古怪的拆卸的力量。它要在传统的语句中粉碎意义,并且赋予它新的价值向度。而在另一方面,流氓话语使反讽走出了古典主义的限定性,并为它提供了一个无限阔大的空间。我们以后的分析可以证明,在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变革中,反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解构了表情严厉的国家主义,并塑造出一个富有话语活力的开放时代。 然而,现代中国出现的最深刻的反讽却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部对抗,最后转换成了话语的内在反讽。在社会主义叙事和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反语: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能指,指向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指。这是话语策略的迫切需要。在完成市场资本主义的构形之后,必须在其话语层面上继续维系社会主义样式,以捍卫既定的总体性权力格局。这无疑是所有反讽中最具张力的一种。它同时也是临时的结构性反讽,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激烈冲突在话语表层上趋于平息。但这种反讽是内部紧张的,它无法真正化解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它聚集着更大的对抗性风暴。此外,国家主义为自身设定的巨大反讽,也鼓舞和推促了民间反讽的繁殖与扩张。无论从哪个向度观看,反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精神标志。(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5年第2期) 本文题图:马保中《数字/毛泽东》
然而,二度反讽同时也是流氓向国家主义转换的标志。二度反讽通过对反讽的反讽,完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秘密构形。刘邦和姜尚的反讽拥有一个流氓话语的表皮,但它已经实现了内在的转换,也就是从解构的立场悄然转向了国家话语,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的空间。二度反讽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一个隐在的辨认标识,用以搜寻那些混迹于流氓群体中的国家主义者的伟岸身影。
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门”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威权主义的基础。 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变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建筑哲学发生了剧变。门的故事被不断改写,拼贴、歧义和反讽正在成为都市建筑叙事的内在逻辑。我已经说过,上海衡山路的酒吧群落也是文化反讽的例证。它的建筑及装饰风格的高度欧化,与它内部播放的音乐(邓丽君歌曲)和电视节目(功夫片)形成了可笑的反讽。或者说,它的“硬体”遭到了“软体”的颠覆。没有什么比这种语法混乱的自我叙事更能显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了。在我看来,反讽不仅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刻画着西方符号资本支配下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性:混乱而有生气,充满了意外的话语效果,仿佛是一些层出不穷和令人发笑的喜剧。 刘邦反讽与姜尚反讽 反讽并非“现代性”和“后殖民时代”的独有产物。东方反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已经在刘邦和项羽的对话中发现了它的历史踪迹。在那场著名的对话之中,项羽和刘邦置身于一个不同级位的话语世界:项羽的空间是绝对性和充分主权性的,语义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层面上,形成一个单纯的语义构造。但刘邦洞悉了项羽的道德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展开反讽,把项羽投置于智力受挫的一面。刘邦无疑是历史记载中最早拥有反讽能力的流氓之一,这场对话已经预设了项羽在日后战争中的失败。刘邦成功地展示了他的智力,并因此获得了话语政治的强大优势。这是一种重叠在一起的二度反讽,对它的细读可以显露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第1层:你杀了我爹罢! 第2层:因为你是我兄弟,我爹就是你爹,按你“义人”的身份,料你也未必敢杀。(第一度反讽) 第3层:就是杀了,老子也不在乎!(第二度反讽) 这是所有反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其中第二度反讽就是对反讽的反讽,或者说是对解构的解构,并且凸现了新的流氓主义建构,因为它明确指涉着流氓伦理学的本质。在丧失了身份之后,刘邦完整地捍卫了这种新的流氓伦理,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人格分裂的格局,而项羽则是精神分裂的。由于项羽顾及“廉耻”和“义气”,也顾及语义的内在统一性,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真正和纯粹的流氓的资格。他被刘邦击败的命运在话语的领域里已经确定。 二度反讽的出现是中国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标志。检索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最早出现的二度反讽是一个关于姜尚的传说。该传说的出现年代最迟不会晚于明代 。这个后来成为殷朝大员的名士,早年穷困,长期处于身份丧失的焦虑之中。为了从国家那里获得新的身份,他采用了在渭河上垂钓的策略,以耐心等待国王的录用。由于鱼钩是笔直的,这个年迈的渔翁没有钓起过任何鱼虾。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向那些隐蔽的政治观察者们作出必要的暗示。对这个叙事文本进行解码,可以获得以下三个叙事层面: 第1层:钓鱼(对钓鱼行为的一种戏仿) 第2层:使用直钩钓鱼,实际上是非钓。(一度反讽) 第3层:还是在钓鱼,却是在钓另一条大鱼,那就是国王本人(二度反讽) 姜尚传说的反讽还显示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反讽和戏仿(戏拟)的秘密联盟。反讽的表层叙述是戏仿性的,它在滑稽地模仿一种人们熟知的事物或句式(如渔夫、钓者或垂钓行为)。它和反讽的组合构成了叙事的戏仿式反讽。 然而,二度反讽同时也是流氓向国家主义转换的标志。二度反讽通过
 
所有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旨在表明,流氓话语和反讽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流氓话语必须在反讽中实现其反叛的目标。反讽就是流氓在言说中颠覆世界的道路,它使流氓话语得以呼吸,也就是得以在世界的废墟前面发出恶毒的笑声。反讽使流氓话语获得了一种古怪的拆卸的力量。它要在传统的语句中粉碎意义,并且赋予它新的价值向度。而在另一方面,流氓话语使反讽走出了古典主义的限定性,并为它提供了一个无限阔大的空间。我们以后的分析可以证明,在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变革中,反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解构了表情严厉的国家主义,并塑造出一个富有话语活力的开放时代。
 
对反讽的反讽,完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秘密构形。刘邦和姜尚的反讽拥有一个流氓话语的表皮,但它已经实现了内在的转换,也就是从解构的立场悄然转向了国家话语,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的空间。二度反讽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一个隐在的辨认标识,用以搜寻那些混迹于流氓群体中的国家主义者的伟岸身影。 所有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旨在表明,流氓话语和反讽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流氓话语必须在反讽中实现其反叛的目标。反讽就是流氓在言说中颠覆世界的道路,它使流氓话语得以呼吸,也就是得以在世界的废墟前面发出恶毒的笑声。反讽使流氓话语获得了一种古怪的拆卸的力量。它要在传统的语句中粉碎意义,并且赋予它新的价值向度。而在另一方面,流氓话语使反讽走出了古典主义的限定性,并为它提供了一个无限阔大的空间。我们以后的分析可以证明,在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变革中,反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解构了表情严厉的国家主义,并塑造出一个富有话语活力的开放时代。 然而,现代中国出现的最深刻的反讽却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部对抗,最后转换成了话语的内在反讽。在社会主义叙事和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反语: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能指,指向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指。这是话语策略的迫切需要。在完成市场资本主义的构形之后,必须在其话语层面上继续维系社会主义样式,以捍卫既定的总体性权力格局。这无疑是所有反讽中最具张力的一种。它同时也是临时的结构性反讽,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激烈冲突在话语表层上趋于平息。但这种反讽是内部紧张的,它无法真正化解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它聚集着更大的对抗性风暴。此外,国家主义为自身设定的巨大反讽,也鼓舞和推促了民间反讽的繁殖与扩张。无论从哪个向度观看,反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精神标志。(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5年第2期) 本文题图:马保中《数字/毛泽东》 然而,现代中国出现的最深刻的反讽却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部对抗,最后转换成了话语的内在反讽。在社会主义叙事和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反语: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能指,指向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指。这是话语策略的迫切需要。在完成市场资本主义的构形之后,必须在其话语层面上继续维系社会主义样式,以捍卫既定的总体性权力格局。这无疑是所有反讽中最具张力的一种。它同时也是临时的结构性反讽,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激烈冲突在话语表层上趋于平息。但这种反讽是内部紧张的,它无法真正化解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它聚集着更大的对抗性风暴。此外,国家主义为自身设定的巨大反讽,也鼓舞和推促了民间反讽的繁殖与扩张。无论从哪个向度观看,反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精神标志。(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5年第2期)
 
对反讽的反讽,完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秘密构形。刘邦和姜尚的反讽拥有一个流氓话语的表皮,但它已经实现了内在的转换,也就是从解构的立场悄然转向了国家话语,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的空间。二度反讽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一个隐在的辨认标识,用以搜寻那些混迹于流氓群体中的国家主义者的伟岸身影。 所有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旨在表明,流氓话语和反讽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流氓话语必须在反讽中实现其反叛的目标。反讽就是流氓在言说中颠覆世界的道路,它使流氓话语得以呼吸,也就是得以在世界的废墟前面发出恶毒的笑声。反讽使流氓话语获得了一种古怪的拆卸的力量。它要在传统的语句中粉碎意义,并且赋予它新的价值向度。而在另一方面,流氓话语使反讽走出了古典主义的限定性,并为它提供了一个无限阔大的空间。我们以后的分析可以证明,在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变革中,反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解构了表情严厉的国家主义,并塑造出一个富有话语活力的开放时代。 然而,现代中国出现的最深刻的反讽却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部对抗,最后转换成了话语的内在反讽。在社会主义叙事和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反语: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能指,指向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指。这是话语策略的迫切需要。在完成市场资本主义的构形之后,必须在其话语层面上继续维系社会主义样式,以捍卫既定的总体性权力格局。这无疑是所有反讽中最具张力的一种。它同时也是临时的结构性反讽,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激烈冲突在话语表层上趋于平息。但这种反讽是内部紧张的,它无法真正化解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它聚集着更大的对抗性风暴。此外,国家主义为自身设定的巨大反讽,也鼓舞和推促了民间反讽的繁殖与扩张。无论从哪个向度观看,反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精神标志。(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5年第2期) 本文题图:马保中《数字/毛泽东》 本文题图:马保中《数字/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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