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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日志

 
 

(端午重放)屈原之死:踏勘在谋杀的现场  

2006-05-30 08:30:45|  分类: 历史解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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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之死:踏勘在谋杀的现场
 
诗人之死
 
诗人之死,早已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而最早的一次中国诗人殉难,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屈原。先秦人视死如归,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文化景象。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对死亡(自杀)保持着极度的轻蔑,仿佛只是一次短暂而炫目的反生命旅行。

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开始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坚信屈原因政治忧愤而投江自沉的动人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描述说,屈原在最后的日子里写下了遗嘱《怀沙》在发出“人生在世终须死啊,对自己的生命就不要太珍爱”的叹息之后,就怀抱着石头,投入汨罗江自杀而死。
 
其中的一个证据,是收录在《九章》组诗里的《渔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纪实文学之一,其中载有屈原对渔父(隐士的化身)的动人对白。屈原披头散发地来到江边,在荒野草泽上边走边悲愤长吟,神色憔悴,形体瘦弱。他对陌生的渔夫说,我宁可跳进湘水,葬身渔腹,又怎么能让自身的皓然清白,去蒙上世俗的尘土呢?这一表白,似乎可以再度证明屈原怀有强大的自杀情结。但这篇《渔父》是典型的“他者叙事”:它只是一份旁观者的记录,而不是屈原的自我陈述,所以还是不够充分有力。
 
被用以证明屈原自杀的主要证据,其实就是他被放逐后所写的《怀沙》。诗人在诗中这样宣称:自杀的信念已然确定(“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跃,去拥抱(“怀”)江底的柔软泥沙(“沙”)。但《怀沙》也像是根据其自杀传说而炮制的伪作。《九章》的格局除了《橘颂》是四字诗经体外,都是工整的六字体(不包括语气词“兮”),唯有《怀沙》四、五、六字句相混,犹如一个民间艺人在对屈原展开精神仿写,却又完全不顾屈原本人的书写习惯,而且语词风格也与其它相异,所以有人怀疑它和《远游》、《卜居》和《渔父》之类,都不是屈原的手笔,却又被人精心编入《楚辞》,以此作为屈原自杀的明证。这种蹊跷的情形,反而引发了我们的注意。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的《楚辞》注本,其“严谨性”曾受到“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的严重质疑,指责这对父子是历史造伪的大师。但他们蓄意篡改《楚辞》,费劲地伪造屈原自杀的史实,似乎缺乏强烈的动机。在我看来,伪造屈原“遗嘱”和“旁证”的人只能是屈原的同代人。为什么当时有人要伪造他的自杀遗书?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企图掩盖死亡的真相。这迫使我们发出下列追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屈原死亡的真相?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谋杀!
 
诗人屈原的性取向之谜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许多人有杀他的动机和嫌疑,司马迁在《史记》里例举的就有对他厌烦的两位国王、奸臣上官大夫靳尚和令尹子兰,此外还有秦国大臣张仪等等。这些都是大权在握的人物,由他们组成了打击屈原的政治同盟。屈原虽然文华四射,才情孤高,却对官场潜规则一无所知,一味的恃才傲物,结果遭到政敌谗言,先是被楚怀王所嫌恶而罢官,既而又因满腹牢骚而开罪新王楚顷襄王,被流放到今湖南汨罗江一带,成为一文不名的流浪者。但由于屈原已遭贬窜,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原因,他们没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杀这个在仕途上已毫无希望的人。因此,在我看来,这个人的死,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结果而已。
 
屈原在爱情方面的浪漫特性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诗篇都涉及了爱情,但他的性取向却遭到了后人的质疑。屈原喜爱穿奇装异服,成天弄顶高帽子(峨冠)戴在头上,衣袍上缠着长长的佩带(博带),还摘了许多鲜花和香草戴在身上,甚至屋里也到处装饰着气息芬芳的花草,这种沾花惹草的习性,实在与常人大相径庭;他还多愁善感,经常为自己的厄运而失声哭泣。所有这些“娘娘腔”都成为猜疑的理由,他因而被指陈为同性恋者,甚至有人称他与年轻诗人宋玉关系暧昧,如此等等。
 
但仅仅从行为方式上就断言屈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同志”,其学术理由似乎并不充分。要真正弄清这个历史疑团,还需对屈原的诗歌文本《九歌》加以解析。楚辞界坚持把《九歌》当作国家祭祀仪典的解说词,这虽然不无道理,但像屈原这样的隐喻大师,喜欢在所有的诗赋里都注入大量象征,若不利用这种祭祀传统来寄托他的私密情感,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不妨把《九歌》里的九神,视为屈原的九个情感对象,他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用女神作为代号,如“少司命”、“云中君”、“山鬼”和“湘夫人”,另一类则以男神“东皇太一”、“大司命”、“河伯”和“湘君”为代码。对这些神祗的颂扬,除了是在履行祭祀的使命,似乎还在暗示作者拥有对异性和同性的双重情感。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所谓双性恋的某种证据。但无论如何,从其对“湘夫人”一往情深的赞美来看,屈原保持了对异性的深切关注。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究竟谁才是屈原的挚爱
 
湘君和湘夫人的原型,也许就是尧帝的两个女儿(舜帝的宠妃)娥皇和女英,她们在战国时代转型成了一对神祗夫妇,主管着楚国境内最大的河流――湘水。民间祭祀仪式的核心,就是由坊间民众扮演这对夫妻,人神之间互相表达深切的爱慕,由此寄托民间男女的私密情爱。屈原遵循了传统祭典的语法,利用这一公共平台,公开唱出自己的爱情心声。
 
代号“湘夫人”的女子,在屈原的众多情人中拥有最显赫的地位,因为屈原托身于她的对偶神“湘君”,大胆狂热地表达了自己的无限眷爱。《湘夫人》一诗,写得感天动地,犹如一个苦苦单恋的少年,成为整个《九歌》中耗费笔墨最多,情感最炽烈的诗篇。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方面的强烈印象:第一,此女美貌惊人,犹如天仙;第二,她拥有比屈原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尽管屈原假扮大神湘君,却总是无意识地流露出自己被“帝子”召见的卑微地位);第三,她因种种限制无法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在荒郊野地与之秘密幽会,全诗经历了期待、焦虑、悔恨和无限失望的情绪曲线。在当时的楚国,符合这三项条件的女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其实这可以从《湘夫人》的标题中赫然读出:“湘”就是楚国,“夫人”就是楚王之妻妾。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秦国使臣张仪因为欺骗了楚怀王而将被杀,他以重金贿赂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和爱妃郑袖,得以逃生。郭沫若以此为由,在其历史剧《屈原》中大肆渲染,把郑袖变成了政治小丑和屈原的死敌,这种胡乱敷衍的故事,竟成为现代人判断屈郑关系的依据,实在是严重的混淆视听之举。
 
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场狂热的爱情究竟是真实的偷情,抑或只是屈原自己一厢情愿的单恋,但有一点可以推断,屈原对其宠妃的暗恋,可能被政敌在添油加醋之后报告了楚怀王,导致他在政治异见者的名义下遭到放逐。尽管屈原拥有强大的帝王血统(他在《离骚》冢说自己是上古大帝高阳氏的后代),仍然不能避免这一祸端。十几年后,楚怀王驾崩,其子倾襄王即位,楚国政治格局再次发生激烈改组。为防止有帝王血统的屈原因与郑袖的暧昧关系而卷土重来,其政敌派出了武功高强的杀手,以期彻底消灭这个流亡者的肉体,从而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喋血悲剧。

 
置身于谋杀屈原的现场
 
不妨让我们来约略设想一下谋杀屈原的激烈场景吧。刺客在汨罗江上乘舟追杀,而屈原则乘坐另一小舟夺路而逃,其场面惊心动魄,令人难忘。但这场水上生死角逐,最终以屈原的不幸落网而告终。御用冷血杀手把他装进麻袋,在捆紧了之后投入江心。随后,政客们伪造了屈原自杀的遗书《怀沙》,并且利用史官四处散布屈原与郑袖不和的谣言。一代文人英豪就此离奇地香销玉殒。

人民目击了这场卑鄙的谋杀。他们渴望说出真相,但却畏惧权势。他们最终选择了一场象征的戏剧。这就是现下流行民俗的起源:在屈原被谋杀的那个日子和那个现场举行哀悼屈原的祭礼,他们机智地用赛龙舟来隐喻当时激烈的追杀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变。其中,米饭象征他的肉体,粽叶(竹叶)象征装他的麻袋,粽丝象征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中,则象征着屈原遭人溺毙的真相。而由于时间的流失,这些出现在屈原纪念大会上的隐喻,最终成为费解的谜语。至此,历史被收藏和掩蔽在了壮丽的风俗的背后。
 
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在屈原被杀现场附近的汨罗山上,仅仅方圆两公里范围内,竟然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十二座坟冢,大多高为五米,底部直径为八米,四周环植苍松扁柏,墓前都树立刻有“故楚三闾大夫之墓”字样的石碑,但究竟哪一座是真的,世人实在无法辨别,这就是所谓屈原十二疑冢。有人认为其中必有一座是真的,而其它则都是克隆之物。
 
民间传说称,此举是为了防人偷盗墓中珍宝,又说为了阻止秦军掘墓复仇,其理由听起来都相当牵强。在我看来,只有一种解释可以自圆其说,那就是要防止谋杀屈原的政敌前来掘坟毁尸。在发明了粽子龙舟仪式以传播真相的同时,民众还要精心制造伪墓来保存从水里打捞起的诗人遗骸。这是何等诡异和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再度向我们证实了楚国政治的险恶以及人民的抗争智慧。
 
数百年之后,汉朝的著名文学家贾谊被汉文帝从京城贬到长沙为官,在渡过湘水的时候,写下了一篇辞赋来凭吊屈原,托古寄怀,籍此发出悲愤的叹息:“曾听说屈原是自沉汨罗江而永逝,如今我来到湘江之畔,哀悼先生的英灵。只因遭遇乱世,才逼得您自杀而丧失生命。这一切是多么的令人悲伤!”贾谊的盲目抒情,无疑直接影响了司马迁的历史判断,以致他对屈原自杀说坚信不疑,而后者的自杀叙事,也就成了中国史上最权威的阐释文本。
 
端午节的夏代起源
 
五月初五的端午日,除了与屈原之死有关,也是遭受迫害的另一楚国英雄伍子胥的纪念日。当年吴王夫差罔顾辅臣伍子胥谏言,反而听信奸臣挑唆,赐其自杀,并于五月五日将尸体投入江中,由此成为民众在这天必须追思的第一冤魂。
 
东汉年间,十四岁的曹娥小姐因父亲溺江而亡,沿江哭寻,因不见尸首而投江自尽,父女俩的尸体在五月初五那天浮起,为避风化嫌疑,曹娥的两手竟从背后抱住父尸,其感人事迹也随之被乡民所怀念。
 
明朝以后,端午日又跟白蛇传说扯到了一起,因为就在端午当日,白素贞小姐饮用雄黄酒,险些露出蛇妖的本相,因此民众起而仿效,指望能起到除妖去邪的功用。
一个节日同时有具备纪念诗人、忠臣、孝女和辟邪驱魔的多重语义,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情。为了弄清什么是端午的最高母题,我们不得不对这个节日的起源作简明的阐释。
 
端午日就是五月初五,它意谓着夏季(午月)的开端,由于隐含两个“五”字,所以一些地方又称为“重午(五)”,多出现于夏至前后。那天,炎热的夏季已经逼近,各种鬼魂、蛇虫和瘟疫开始欢乐总动员,古人形容它“五毒尽出”,眼见得不是个吉祥的日子。
 
端午就是最古老的亡灵纪念日,世人要在这天悼念那些不安的鬼魂,祈求它们离去。但这一“鬼日”却因佛教传入而发生位移,被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替代。端午的原始功能,在岁月的侵蚀中变得暧昧不清,只有在门上悬挂菖蒲、艾草、石榴和胡蒜等的祛邪风俗,还约略暗示着它与鬼魂的关联。菖蒲叶片状如宝剑,方士们称其为“水剑”,后又引伸为“蒲剑”,据说可斩各种妖魔鬼怪。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劝慰冤死的亡灵,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驱除恶鬼,这种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构成了端午习俗的真正母题。
 
在我看来,一月一日(春节)、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和十一月十一日(冬节),这六大节日,正是夏历所设定的主要节日谱系,其共同特点是日与月的序数重合,显示夏人在历法游戏上的幽默品格。除了十一月十一日的节日含义已经散失,其它至今仍在或轻或重地发挥功能。夏历首次由夏朝启用,第二次在春秋战国被部分国家应用,第三次由汉武帝重启,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夏历的三度兴起。端午节的习俗,无疑始于夏朝,又在战国时代被楚人所用,其源头远在屈原和伍子胥之先。这两位楚国忠臣的死期,若不是碰巧刚好撞上端午日,就是被当地百姓蓄意改造,以期与鬼节融为一体,成为祭祀追穰的对象。至此,端午节的起源之谜已经昭然若揭。(作者:朱大可,原载2004年《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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