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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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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18 21:05:00|  分类: 学术探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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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妈、七星夫人、七娘夫人和七娘妈)。这其实就是西方天文学的“七姐妹星团”(一组属于金牛座的蓝色恒星,在中国天文学体系里称“昴星团”),在希腊神话中叫做“普勒阿得斯”,是擎天大力神阿特拉斯的女儿,其中第七个女儿叫做墨罗佩,她的六位姐姐都嫁给了天神,只有她跟了一个有争议的凡人国王,那就是西西弗。据说她为此深感羞耻,用纱巾蒙上自己的脸庞,所以亮度最弱,肉眼很难看清她在星空上的美丽容颜。 以害羞而名垂青史的墨罗佩,正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七仙女”的原型,她嫁给凡人的事迹,跟织女嫁给牛郎的事迹相似,结果在传入中国时被世人弄混,成了玉帝的第七个女儿,继而被移花接木,替代“仙女”下凡,当上农夫董永的外籍妻子。 这场古怪的神话移植运动,保留了原型神话的总体叙事结构----西西弗和董永都是不倦的劳动者,并且都以凡人的身份获得天神之女的爱情,而最终都在天神的干预下失去了爱妻,由此成为悲剧性婚姻的范例。但西西弗神话的美学语义,却遭到了中国民众的严重篡改。西西弗是痛苦无奈的劳役者,董永则成了快乐勤劳的劳动者,西西弗是背叛者和遭人嘲笑的对象,而董永是世人颂扬的道德楷模,西西弗与妻子作了永久的分离,而董永却赢得了一年一度(七夕)相会的权利。中国文化据此显示了强大的喜剧改造能力。 这是截然不同的生存母题,并且注定要从中诞生两种面目全非的美学:从西西弗中诞生伟大的存在主义,而从董永中长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福乐信念。这种改造旨在消解存在的荒谬性,并寻求人与境遇的有限和解。西西弗-董永案例超越了文化误读和异延的寻常范围。越过董永所受到的礼赞(他是勤劳和善良的男性象征符码),我们看见了亚细亚乡村伦理消解反抗的强大力量,它足以在我们蔑视的事物面前摧毁我们。它是中国人民最坚实的道德教科书。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个彼此呼应的事件:民众获救了,而知识分子则在死去。 (作者:朱大可,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6期) 本文题图:北宋王居正《纺车图》
西西弗和董永的文化身份 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导师。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萨特的情人西蒙波伏娃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难以入眠,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对加缪的轻蔑,认为加繆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这一方面暴露出萨特的狭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 不仅如此,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并驾齐驱。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文论,其它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1985年版)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有多种译本)等等。这些杰出的译本,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我进化的范本。 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 加缪-杜小真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作家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 二十年后,在2003年萨斯大流行期间,孙甘露在《当你咳嗽读什么》一文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作家格非在颂扬鲁迅的遗产的同时也宣称,在“鲁迅和加缪、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罗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捉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阅读大师》)。这是中国小说家在其书写实验中获得的印象,它远远超越了翻译家和学者的干枯理解,散发出形而下经验的浓郁气息。 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为文坛留下了智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碾碎了的贝壳,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 但可以断言,加繆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他的文体。他的哲学和美学只是经院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成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存在主义曾经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它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被贴上了新生代知识者的额头,俨如自我炫耀的时髦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像其他风尚用品一样转瞬即逝,在1989年之后便烟消云散。它甚至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疗法,为辗转反侧的人们解除令人绝望的痛楚。 由罗洛梅确立的存在主义疗法,是建立在承认生活荒谬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意义疗法”。它认为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寻找意义,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意义。存在主义试图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全部生活,如同一句废话那样伟大而重要。正如尼采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几乎任何怎样活的方式。 存在主义天生就有治疗解除失调性焦虑的机能。早在1985年,我就利用存在主义的荒谬原理,成功地说服一位朋友放弃自杀的决定,从此成了“积极生活的人”。然而,就宏观图景而言,存在主义并未成为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药物。恰恰相反,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死亡(自杀)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曾经大量反复阅读过加繆和萨特的绝望者,选择了激绾康鍔犵吉涔嬫锛氳タ瑗垮紬鍜岃懀姘哥殑鏂囧寲韬唤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西西弗和董永的文化身份

 
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导师。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萨特的情人西蒙波伏娃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难以入眠,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对加缪的轻蔑,认为加繆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这一方面暴露出萨特的狭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
西西弗和董永的文化身份 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导师。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萨特的情人西蒙波伏娃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难以入眠,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对加缪的轻蔑,认为加繆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这一方面暴露出萨特的狭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 不仅如此,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并驾齐驱。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文论,其它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1985年版)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有多种译本)等等。这些杰出的译本,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我进化的范本。 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 加缪-杜小真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作家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 二十年后,在2003年萨斯大流行期间,孙甘露在《当你咳嗽读什么》一文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作家格非在颂扬鲁迅的遗产的同时也宣称,在“鲁迅和加缪、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罗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捉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阅读大师》)。这是中国小说家在其书写实验中获得的印象,它远远超越了翻译家和学者的干枯理解,散发出形而下经验的浓郁气息。 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为文坛留下了智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碾碎了的贝壳,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 但可以断言,加繆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他的文体。他的哲学和美学只是经院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成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存在主义曾经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它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被贴上了新生代知识者的额头,俨如自我炫耀的时髦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像其他风尚用品一样转瞬即逝,在1989年之后便烟消云散。它甚至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疗法,为辗转反侧的人们解除令人绝望的痛楚。 由罗洛梅确立的存在主义疗法,是建立在承认生活荒谬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意义疗法”。它认为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寻找意义,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意义。存在主义试图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全部生活,如同一句废话那样伟大而重要。正如尼采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几乎任何怎样活的方式。 存在主义天生就有治疗解除失调性焦虑的机能。早在1985年,我就利用存在主义的荒谬原理,成功地说服一位朋友放弃自杀的决定,从此成了“积极生活的人”。然而,就宏观图景而言,存在主义并未成为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药物。恰恰相反,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死亡(自杀)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曾经大量反复阅读过加繆和萨特的绝望者,选择了激
 
不仅如此,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并驾齐驱。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文论,其它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1985年版)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有多种译本)等等。这些杰出的译本,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我进化的范本。
 
西西弗和董永的文化身份 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导师。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萨特的情人西蒙波伏娃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难以入眠,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对加缪的轻蔑,认为加繆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这一方面暴露出萨特的狭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 不仅如此,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并驾齐驱。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文论,其它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1985年版)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有多种译本)等等。这些杰出的译本,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我进化的范本。 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 加缪-杜小真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作家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 二十年后,在2003年萨斯大流行期间,孙甘露在《当你咳嗽读什么》一文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作家格非在颂扬鲁迅的遗产的同时也宣称,在“鲁迅和加缪、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罗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捉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阅读大师》)。这是中国小说家在其书写实验中获得的印象,它远远超越了翻译家和学者的干枯理解,散发出形而下经验的浓郁气息。 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为文坛留下了智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碾碎了的贝壳,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 但可以断言,加繆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他的文体。他的哲学和美学只是经院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成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存在主义曾经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它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被贴上了新生代知识者的额头,俨如自我炫耀的时髦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像其他风尚用品一样转瞬即逝,在1989年之后便烟消云散。它甚至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疗法,为辗转反侧的人们解除令人绝望的痛楚。 由罗洛梅确立的存在主义疗法,是建立在承认生活荒谬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意义疗法”。它认为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寻找意义,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意义。存在主义试图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全部生活,如同一句废话那样伟大而重要。正如尼采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几乎任何怎样活的方式。 存在主义天生就有治疗解除失调性焦虑的机能。早在1985年,我就利用存在主义的荒谬原理,成功地说服一位朋友放弃自杀的决定,从此成了“积极生活的人”。然而,就宏观图景而言,存在主义并未成为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药物。恰恰相反,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死亡(自杀)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曾经大量反复阅读过加繆和萨特的绝望者,选择了激
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

加缪-杜小真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作家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 二十年后,在2003年萨斯大流行期间,孙甘露在《当你咳嗽读什么》一文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作家格非在颂扬鲁迅的遗产的同时也宣称,在“鲁迅和加缪、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罗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捉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阅读大师》)。这是中国小说家在其书写实验中获得的印象,它远远超越了翻译家和学者的干枯理解,散发出形而下经验的浓郁气息。

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为文坛留下了智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碾碎了的贝壳,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
 
但可以断言,加繆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他的文体。他的哲学和美学只是经院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成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存在主义曾经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它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被贴上了新生代知识者的额头,俨如自我炫耀的时髦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像其他风尚用品一样转瞬即逝,在1989年之后便烟消云散。它甚至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疗法,为辗转反侧的人们解除令人绝望的痛楚。
七星妈、七星夫人、七娘夫人和七娘妈)。这其实就是西方天文学的“七姐妹星团”(一组属于金牛座的蓝色恒星,在中国天文学体系里称“昴星团”),在希腊神话中叫做“普勒阿得斯”,是擎天大力神阿特拉斯的女儿,其中第七个女儿叫做墨罗佩,她的六位姐姐都嫁给了天神,只有她跟了一个有争议的凡人国王,那就是西西弗。据说她为此深感羞耻,用纱巾蒙上自己的脸庞,所以亮度最弱,肉眼很难看清她在星空上的美丽容颜。 以害羞而名垂青史的墨罗佩,正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七仙女”的原型,她嫁给凡人的事迹,跟织女嫁给牛郎的事迹相似,结果在传入中国时被世人弄混,成了玉帝的第七个女儿,继而被移花接木,替代“仙女”下凡,当上农夫董永的外籍妻子。 这场古怪的神话移植运动,保留了原型神话的总体叙事结构----西西弗和董永都是不倦的劳动者,并且都以凡人的身份获得天神之女的爱情,而最终都在天神的干预下失去了爱妻,由此成为悲剧性婚姻的范例。但西西弗神话的美学语义,却遭到了中国民众的严重篡改。西西弗是痛苦无奈的劳役者,董永则成了快乐勤劳的劳动者,西西弗是背叛者和遭人嘲笑的对象,而董永是世人颂扬的道德楷模,西西弗与妻子作了永久的分离,而董永却赢得了一年一度(七夕)相会的权利。中国文化据此显示了强大的喜剧改造能力。 这是截然不同的生存母题,并且注定要从中诞生两种面目全非的美学:从西西弗中诞生伟大的存在主义,而从董永中长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福乐信念。这种改造旨在消解存在的荒谬性,并寻求人与境遇的有限和解。西西弗-董永案例超越了文化误读和异延的寻常范围。越过董永所受到的礼赞(他是勤劳和善良的男性象征符码),我们看见了亚细亚乡村伦理消解反抗的强大力量,它足以在我们蔑视的事物面前摧毁我们。它是中国人民最坚实的道德教科书。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个彼此呼应的事件:民众获救了,而知识分子则在死去。 (作者:朱大可,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6期) 本文题图:北宋王居正《纺车图》
由罗洛梅确立的存在主义疗法,是建立在承认生活荒谬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意义疗法”。它认为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寻找意义,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意义。存在主义试图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全部生活,如同一句废话那样伟大而重要。正如尼采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几乎任何怎样活的方式。

存在主义天生就有治疗解除失调性焦虑的机能。早在1985年,我就利用存在主义的荒谬原理,成功地说服一位朋友放弃自杀的决定,从此成了“积极生活的人”。然而,就宏观图景而言,存在主义并未成为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药物。恰恰相反,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死亡(自杀)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曾经大量反复阅读过加繆和萨特的绝望者,选择了激越的死亡方式。从诗人海子、戈麦、顾城、方向,到青年批评家胡河清和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等等,这条黑色的死亡链,是中国存在主义时尚的一个反证:八十年代存在主义的中国传播,只是一场表面的文化喧闹,它完全没有渗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被忧郁症气质笼罩的中国知识界,丧失了利用加繆进行自我精神拯救的契机。89年后存在主义从中国舞台上的蒸发,再次验证了我的这种断言。
西西弗和董永的文化身份 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导师。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萨特的情人西蒙波伏娃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难以入眠,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对加缪的轻蔑,认为加繆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这一方面暴露出萨特的狭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 不仅如此,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并驾齐驱。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文论,其它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1985年版)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有多种译本)等等。这些杰出的译本,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我进化的范本。 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 加缪-杜小真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作家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 二十年后,在2003年萨斯大流行期间,孙甘露在《当你咳嗽读什么》一文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作家格非在颂扬鲁迅的遗产的同时也宣称,在“鲁迅和加缪、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罗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捉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阅读大师》)。这是中国小说家在其书写实验中获得的印象,它远远超越了翻译家和学者的干枯理解,散发出形而下经验的浓郁气息。 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为文坛留下了智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碾碎了的贝壳,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 但可以断言,加繆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他的文体。他的哲学和美学只是经院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成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存在主义曾经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它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被贴上了新生代知识者的额头,俨如自我炫耀的时髦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像其他风尚用品一样转瞬即逝,在1989年之后便烟消云散。它甚至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疗法,为辗转反侧的人们解除令人绝望的痛楚。 由罗洛梅确立的存在主义疗法,是建立在承认生活荒谬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意义疗法”。它认为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寻找意义,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意义。存在主义试图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全部生活,如同一句废话那样伟大而重要。正如尼采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几乎任何怎样活的方式。 存在主义天生就有治疗解除失调性焦虑的机能。早在1985年,我就利用存在主义的荒谬原理,成功地说服一位朋友放弃自杀的决定,从此成了“积极生活的人”。然而,就宏观图景而言,存在主义并未成为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药物。恰恰相反,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死亡(自杀)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曾经大量反复阅读过加繆和萨特的绝望者,选择了激
 
越的死亡方式。从诗人海子、戈麦、顾城、方向,到青年批评家胡河清和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等等,这条黑色的死亡链,是中国存在主义时尚的一个反证:八十年代存在主义的中国传播,只是一场表面的文化喧闹,它完全没有渗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被忧郁症气质笼罩的中国知识界,丧失了利用加繆进行自我精神拯救的契机。89年后存在主义从中国舞台上的蒸发,再次验证了我的这种断言。 加缪美学的亚细亚式误读 加繆的生命美学被最原始的二值逻辑所笼罩,流露出为古老神学教义的单纯气质。在加繆的陈述中,人与他置身其中的世界、反与正、光明与黑暗、皈依与反叛、希望与绝望、秩序与动乱、理性与激情、憎恨与爱,等等,所有这些对立的元素互相对位和反错,纠缠在同一个陈述句里,形成奇异的圣经式的张力。“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他就是灵魂的走头无路的过客”, “死亡是最终的放纵”,“以最悲怆的声音引出的希望”、“这无泪的充实,这充满我身的没有快乐的和平”,……这些彼此冲突的语词被镶嵌在同一个语句里,展开近距离的肉搏,迫使其产生最饱满扩张的语效。这是内在对抗的教义,但它却根植于语词的深部,犹如从岩石裂缝深处升起并紧密纠缠的藤蔓。 加繆是擅长利用话语表层语词冲突的大师。他的革命性修辞制造了出乎意料的“二元式反讽”,但这种反讽并未损害其表述的决断性,相反,令他的哲学叙事获得某种罕见的力度。不仅如此,在这种对立物的彼此缠绕中,他自身的精神分裂得到了医治。与萨特的截然不同的是,加繆比他的存在主义同事更具神学家气质,他像一个反面的先知,喊出了关于人生和世界荒谬的真理。 尽管加繆的灵魂阻止了与荒谬世界的破裂,但他的肉体却未能幸免于难。他被飞驰的汽车撞死,这显然是外部世界的一次严酷的谋杀,它实施了跟这个孤寂灵魂的最后决裂。车祸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仪式。是的,人与其置身其中的世界的疏离不可避免。加繆号召我们带着这种疏离去生活,但他本人却无法超越大破裂的命运。存在的荒谬性就在于,世界还是以最激烈的方式,撕毁了与哲学家共存的契约。 作家马原在解读加繆的《局外人》时宣称,他发现了加繆的秘密,那就是他对其自身的冷漠。加缪死于车祸,他如果就是《局外人》里的那个男主角,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事件。马原声称,海明威和这个世界硬碰硬,而加缪则放弃了一切抵抗。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典型的文化误读,马原掌握的所谓加繆的“不抵抗哲学”,恰恰就是加繆所要竭力抵抗的事物。这种彻底的价值倒置,再度向我们展露了“文化交流”的荒谬性。 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在接受英国记者威尔金森专访时指出:“局外人不是加缪,但在《局外人》中却有加缪的某些特征,有那种被放逐的印记……他从知识分子圈子里被放逐。那是一种彻底的放逐。仅仅是因为他的感性先于理性的思考方式。”毫无疑问,局外人是加缪孤寂性的隐喻式叙写,它跟加缪对自身的冷漠毫无关系。 然而,跟马原的误读相比,西西弗在中国的语义转换,无疑是更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加繆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确认西西弗因背叛诸神而接受推石上山的永久性惩罚。加繆宣称他是“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加缪的存在主义解读,旨在借助这个古老的符号,揭发“荒谬”状态的诸多意义,并号召我们接受这个伟大的宿命。 奇怪的是,在向中国历史传输过程中,西西弗却没有把中国人引向加缪式的哲思,而是发生了诡异的自我美学变脸,悄然转型为勤劳善良的牛郎董永。这场语义变乱起源于南中国海的风暴。南宋、元和明永乐年间,沿循海上丝绸之路,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北欧人在中国东南沿岸登陆,向当地船夫、商人和普通居民倾销本族文化,但似乎只有少数希腊神话被纳入了中国神谱,成为一种经久不息的信仰。 在闽南和台湾的七星庙里,至今仍然供奉着作为儿童守护神的“七星娘娘”(又称加缪美学的亚细亚式误读
 
加繆的生命美学被最原始的二值逻辑所笼罩,流露出为古老神学教义的单纯气质。在加繆的陈述中,人与他置身其中的世界、反与正、光明与黑暗、皈依与反叛、希望与绝望、秩序与动乱、理性与激情、憎恨与爱,等等,所有这些对立的元素互相对位和反错,纠缠在同一个陈述句里,形成奇异的圣经式的张力。“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他就是灵魂的走头无路的过客”, “死亡是最终的放纵”,“以最悲怆的声音引出的希望”、“这无泪的充实,这充满我身的没有快乐的和平”,……这些彼此冲突的语词被镶嵌在同一个语句里,展开近距离的肉搏,迫使其产生最饱满扩张的语效。这是内在对抗的教义,但它却根植于语词的深部,犹如从岩石裂缝深处升起并紧密纠缠的藤蔓。
七星妈、七星夫人、七娘夫人和七娘妈)。这其实就是西方天文学的“七姐妹星团”(一组属于金牛座的蓝色恒星,在中国天文学体系里称“昴星团”),在希腊神话中叫做“普勒阿得斯”,是擎天大力神阿特拉斯的女儿,其中第七个女儿叫做墨罗佩,她的六位姐姐都嫁给了天神,只有她跟了一个有争议的凡人国王,那就是西西弗。据说她为此深感羞耻,用纱巾蒙上自己的脸庞,所以亮度最弱,肉眼很难看清她在星空上的美丽容颜。 以害羞而名垂青史的墨罗佩,正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七仙女”的原型,她嫁给凡人的事迹,跟织女嫁给牛郎的事迹相似,结果在传入中国时被世人弄混,成了玉帝的第七个女儿,继而被移花接木,替代“仙女”下凡,当上农夫董永的外籍妻子。 这场古怪的神话移植运动,保留了原型神话的总体叙事结构----西西弗和董永都是不倦的劳动者,并且都以凡人的身份获得天神之女的爱情,而最终都在天神的干预下失去了爱妻,由此成为悲剧性婚姻的范例。但西西弗神话的美学语义,却遭到了中国民众的严重篡改。西西弗是痛苦无奈的劳役者,董永则成了快乐勤劳的劳动者,西西弗是背叛者和遭人嘲笑的对象,而董永是世人颂扬的道德楷模,西西弗与妻子作了永久的分离,而董永却赢得了一年一度(七夕)相会的权利。中国文化据此显示了强大的喜剧改造能力。 这是截然不同的生存母题,并且注定要从中诞生两种面目全非的美学:从西西弗中诞生伟大的存在主义,而从董永中长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福乐信念。这种改造旨在消解存在的荒谬性,并寻求人与境遇的有限和解。西西弗-董永案例超越了文化误读和异延的寻常范围。越过董永所受到的礼赞(他是勤劳和善良的男性象征符码),我们看见了亚细亚乡村伦理消解反抗的强大力量,它足以在我们蔑视的事物面前摧毁我们。它是中国人民最坚实的道德教科书。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个彼此呼应的事件:民众获救了,而知识分子则在死去。 (作者:朱大可,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6期) 本文题图:北宋王居正《纺车图》

加繆是擅长利用话语表层语词冲突的大师。他的革命性修辞制造了出乎意料的“二元式反讽”,但这种反讽并未损害其表述的决断性,相反,令他的哲学叙事获得某种罕见的力度。不仅如此,在这种对立物的彼此缠绕中,他自身的精神分裂得到了医治。与萨特的截然不同的是,加繆比他的存在主义同事更具神学家气质,他像一个反面的先知,喊出了关于人生和世界荒谬的真理。
西西弗和董永的文化身份 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导师。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萨特的情人西蒙波伏娃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难以入眠,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对加缪的轻蔑,认为加繆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这一方面暴露出萨特的狭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 不仅如此,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并驾齐驱。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文论,其它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1985年版)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有多种译本)等等。这些杰出的译本,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我进化的范本。 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 加缪-杜小真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作家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 二十年后,在2003年萨斯大流行期间,孙甘露在《当你咳嗽读什么》一文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作家格非在颂扬鲁迅的遗产的同时也宣称,在“鲁迅和加缪、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罗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捉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阅读大师》)。这是中国小说家在其书写实验中获得的印象,它远远超越了翻译家和学者的干枯理解,散发出形而下经验的浓郁气息。 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为文坛留下了智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碾碎了的贝壳,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 但可以断言,加繆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他的文体。他的哲学和美学只是经院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成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存在主义曾经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它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被贴上了新生代知识者的额头,俨如自我炫耀的时髦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像其他风尚用品一样转瞬即逝,在1989年之后便烟消云散。它甚至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疗法,为辗转反侧的人们解除令人绝望的痛楚。 由罗洛梅确立的存在主义疗法,是建立在承认生活荒谬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意义疗法”。它认为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寻找意义,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意义。存在主义试图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全部生活,如同一句废话那样伟大而重要。正如尼采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几乎任何怎样活的方式。 存在主义天生就有治疗解除失调性焦虑的机能。早在1985年,我就利用存在主义的荒谬原理,成功地说服一位朋友放弃自杀的决定,从此成了“积极生活的人”。然而,就宏观图景而言,存在主义并未成为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药物。恰恰相反,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死亡(自杀)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曾经大量反复阅读过加繆和萨特的绝望者,选择了激
尽管加繆的灵魂阻止了与荒谬世界的破裂,但他的肉体却未能幸免于难。他被飞驰的汽车撞死,这显然是外部世界的一次严酷的谋杀,它实施了跟这个孤寂灵魂的最后决裂。车祸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仪式。是的,人与其置身其中的世界的疏离不可避免。加繆号召我们带着这种疏离去生活,但他本人却无法超越大破裂的命运。存在的荒谬性就在于,世界还是以最激烈的方式,撕毁了与哲学家共存的契约。

作家马原在解读加繆的《局外人》时宣称,他发现了加繆的秘密,那就是他对其自身的冷漠。加缪死于车祸,他如果就是《局外人》里的那个男主角,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事件。马原声称,海明威和这个世界硬碰硬,而加缪则放弃了一切抵抗。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典型的文化误读,马原掌握的所谓加繆的“不抵抗哲学”,恰恰就是加繆所要竭力抵抗的事物。这种彻底的价值倒置,再度向我们展露了“文化交流”的荒谬性。

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在接受英国记者威尔金森专访时指出:“局外人不是加缪,但在《局外人》中却有加缪的某些特征,有那种被放逐的印记……他从知识分子圈子里被放逐。那是一种彻底的放逐。仅仅是因为他的感性先于理性的思考方式。”毫无疑问,局外人是加缪孤寂性的隐喻式叙写,它跟加缪对自身的冷漠毫无关系。

然而,跟马原的误读相比,西西弗在中国的语义转换,无疑是更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加繆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确认西西弗因背叛诸神而接受推石上山的永久性惩罚。加繆宣称他是“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加缪的存在主义解读,旨在借助这个古老的符号,揭发“荒谬”状态的诸多意义,并号召我们接受这个伟大的宿命。

奇怪的是,在向中国历史传输过程中,西西弗却没有把中国人引向加缪式的哲思,而是发生了诡异的自我美学变脸,悄然转型为勤劳善良的牛郎董永。这场语义变乱起源于南中国海的风暴。南宋、元和明永乐年间,沿循海上丝绸之路,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北欧人在中国东南沿岸登陆,向当地船夫、商人和普通居民倾销本族文化,但似乎只有少数希腊神话被纳入了中国神谱,成为一种经久不息的信仰。
越的死亡方式。从诗人海子、戈麦、顾城、方向,到青年批评家胡河清和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等等,这条黑色的死亡链,是中国存在主义时尚的一个反证:八十年代存在主义的中国传播,只是一场表面的文化喧闹,它完全没有渗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被忧郁症气质笼罩的中国知识界,丧失了利用加繆进行自我精神拯救的契机。89年后存在主义从中国舞台上的蒸发,再次验证了我的这种断言。 加缪美学的亚细亚式误读 加繆的生命美学被最原始的二值逻辑所笼罩,流露出为古老神学教义的单纯气质。在加繆的陈述中,人与他置身其中的世界、反与正、光明与黑暗、皈依与反叛、希望与绝望、秩序与动乱、理性与激情、憎恨与爱,等等,所有这些对立的元素互相对位和反错,纠缠在同一个陈述句里,形成奇异的圣经式的张力。“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他就是灵魂的走头无路的过客”, “死亡是最终的放纵”,“以最悲怆的声音引出的希望”、“这无泪的充实,这充满我身的没有快乐的和平”,……这些彼此冲突的语词被镶嵌在同一个语句里,展开近距离的肉搏,迫使其产生最饱满扩张的语效。这是内在对抗的教义,但它却根植于语词的深部,犹如从岩石裂缝深处升起并紧密纠缠的藤蔓。 加繆是擅长利用话语表层语词冲突的大师。他的革命性修辞制造了出乎意料的“二元式反讽”,但这种反讽并未损害其表述的决断性,相反,令他的哲学叙事获得某种罕见的力度。不仅如此,在这种对立物的彼此缠绕中,他自身的精神分裂得到了医治。与萨特的截然不同的是,加繆比他的存在主义同事更具神学家气质,他像一个反面的先知,喊出了关于人生和世界荒谬的真理。 尽管加繆的灵魂阻止了与荒谬世界的破裂,但他的肉体却未能幸免于难。他被飞驰的汽车撞死,这显然是外部世界的一次严酷的谋杀,它实施了跟这个孤寂灵魂的最后决裂。车祸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仪式。是的,人与其置身其中的世界的疏离不可避免。加繆号召我们带着这种疏离去生活,但他本人却无法超越大破裂的命运。存在的荒谬性就在于,世界还是以最激烈的方式,撕毁了与哲学家共存的契约。 作家马原在解读加繆的《局外人》时宣称,他发现了加繆的秘密,那就是他对其自身的冷漠。加缪死于车祸,他如果就是《局外人》里的那个男主角,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事件。马原声称,海明威和这个世界硬碰硬,而加缪则放弃了一切抵抗。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典型的文化误读,马原掌握的所谓加繆的“不抵抗哲学”,恰恰就是加繆所要竭力抵抗的事物。这种彻底的价值倒置,再度向我们展露了“文化交流”的荒谬性。 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在接受英国记者威尔金森专访时指出:“局外人不是加缪,但在《局外人》中却有加缪的某些特征,有那种被放逐的印记……他从知识分子圈子里被放逐。那是一种彻底的放逐。仅仅是因为他的感性先于理性的思考方式。”毫无疑问,局外人是加缪孤寂性的隐喻式叙写,它跟加缪对自身的冷漠毫无关系。 然而,跟马原的误读相比,西西弗在中国的语义转换,无疑是更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加繆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确认西西弗因背叛诸神而接受推石上山的永久性惩罚。加繆宣称他是“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加缪的存在主义解读,旨在借助这个古老的符号,揭发“荒谬”状态的诸多意义,并号召我们接受这个伟大的宿命。 奇怪的是,在向中国历史传输过程中,西西弗却没有把中国人引向加缪式的哲思,而是发生了诡异的自我美学变脸,悄然转型为勤劳善良的牛郎董永。这场语义变乱起源于南中国海的风暴。南宋、元和明永乐年间,沿循海上丝绸之路,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北欧人在中国东南沿岸登陆,向当地船夫、商人和普通居民倾销本族文化,但似乎只有少数希腊神话被纳入了中国神谱,成为一种经久不息的信仰。 在闽南和台湾的七星庙里,至今仍然供奉着作为儿童守护神的“七星娘娘”(又称

在闽南和台湾的七星庙里,至今仍然供奉着作为儿童守护神的“七星娘娘”(又称七星妈、七星夫人、七娘夫人和七娘妈)。这其实就是西方天文学的“七姐妹星团”(一组属于金牛座的蓝色恒星,在中国天文学体系里称“昴星团”),在希腊神话中叫做“普勒阿得斯”,是擎天大力神阿特拉斯的女儿,其中第七个女儿叫做墨罗佩,她的六位姐姐都嫁给了天神,只有她跟了一个有争议的凡人国王,那就是西西弗。据说她为此深感羞耻,用纱巾蒙上自己的脸庞,所以亮度最弱,肉眼很难看清她在星空上的美丽容颜。

以害羞而名垂青史的墨罗佩,正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七仙女”的原型,她嫁给凡人的事迹,跟织女嫁给牛郎的事迹相似,结果在传入中国时被世人弄混,成了玉帝的第七个女儿,继而被移花接木,替代“仙女”下凡,当上农夫董永的外籍妻子。

这场古怪的神话移植运动,保留了原型神话的总体叙事结构----西西弗和董永都是不倦的劳动者,并且都以凡人的身份获得天神之女的爱情,而最终都在天神的干预下失去了爱妻,由此成为悲剧性婚姻的范例。但西西弗神话的美学语义,却遭到了中国民众的严重篡改。西西弗是痛苦无奈的劳役者,董永则成了快乐勤劳的劳动者,西西弗是背叛者和遭人嘲笑的对象,而董永是世人颂扬的道德楷模,西西弗与妻子作了永久的分离,而董永却赢得了一年一度(七夕)相会的权利。中国文化据此显示了强大的喜剧改造能力。
西西弗和董永的文化身份 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导师。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萨特的情人西蒙波伏娃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难以入眠,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对加缪的轻蔑,认为加繆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这一方面暴露出萨特的狭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 不仅如此,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并驾齐驱。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文论,其它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1985年版)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有多种译本)等等。这些杰出的译本,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我进化的范本。 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 加缪-杜小真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作家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 二十年后,在2003年萨斯大流行期间,孙甘露在《当你咳嗽读什么》一文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作家格非在颂扬鲁迅的遗产的同时也宣称,在“鲁迅和加缪、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罗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捉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阅读大师》)。这是中国小说家在其书写实验中获得的印象,它远远超越了翻译家和学者的干枯理解,散发出形而下经验的浓郁气息。 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为文坛留下了智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碾碎了的贝壳,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 但可以断言,加繆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他的文体。他的哲学和美学只是经院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成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存在主义曾经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它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被贴上了新生代知识者的额头,俨如自我炫耀的时髦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像其他风尚用品一样转瞬即逝,在1989年之后便烟消云散。它甚至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疗法,为辗转反侧的人们解除令人绝望的痛楚。 由罗洛梅确立的存在主义疗法,是建立在承认生活荒谬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意义疗法”。它认为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寻找意义,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意义。存在主义试图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全部生活,如同一句废话那样伟大而重要。正如尼采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几乎任何怎样活的方式。 存在主义天生就有治疗解除失调性焦虑的机能。早在1985年,我就利用存在主义的荒谬原理,成功地说服一位朋友放弃自杀的决定,从此成了“积极生活的人”。然而,就宏观图景而言,存在主义并未成为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药物。恰恰相反,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死亡(自杀)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曾经大量反复阅读过加繆和萨特的绝望者,选择了激

这是截然不同的生存母题,并且注定要从中诞生两种面目全非的美学:从西西弗中诞生伟大的存在主义,而从董永中长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福乐信念。这种改造旨在消解存在的荒谬性,并寻求人与境遇的有限和解。西西弗-董永案例超越了文化误读和异延的寻常范围。越过董永所受到的礼赞(他是勤劳和善良的男性象征符码),我们看见了亚细亚乡村伦理消解反抗的强大力量,它足以在我们蔑视的事物面前摧毁我们。它是中国人民最坚实的道德教科书。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个彼此呼应的事件:民众获救了,而知识分子则在死去。
 
(作者:朱大可,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6期)
 
本文题图:北宋王居正《纺车图》 西西弗和董永的文化身份 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导师。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萨特的情人西蒙波伏娃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难以入眠,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对加缪的轻蔑,认为加繆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这一方面暴露出萨特的狭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 不仅如此,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并驾齐驱。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文论,其它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1985年版)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有多种译本)等等。这些杰出的译本,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我进化的范本。 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 加缪-杜小真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作家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 二十年后,在2003年萨斯大流行期间,孙甘露在《当你咳嗽读什么》一文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作家格非在颂扬鲁迅的遗产的同时也宣称,在“鲁迅和加缪、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罗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捉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阅读大师》)。这是中国小说家在其书写实验中获得的印象,它远远超越了翻译家和学者的干枯理解,散发出形而下经验的浓郁气息。 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为文坛留下了智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碾碎了的贝壳,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 但可以断言,加繆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他的文体。他的哲学和美学只是经院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成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存在主义曾经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它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被贴上了新生代知识者的额头,俨如自我炫耀的时髦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像其他风尚用品一样转瞬即逝,在1989年之后便烟消云散。它甚至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疗法,为辗转反侧的人们解除令人绝望的痛楚。 由罗洛梅确立的存在主义疗法,是建立在承认生活荒谬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意义疗法”。它认为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寻找意义,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意义。存在主义试图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全部生活,如同一句废话那样伟大而重要。正如尼采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几乎任何怎样活的方式。 存在主义天生就有治疗解除失调性焦虑的机能。早在1985年,我就利用存在主义的荒谬原理,成功地说服一位朋友放弃自杀的决定,从此成了“积极生活的人”。然而,就宏观图景而言,存在主义并未成为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药物。恰恰相反,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死亡(自杀)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曾经大量反复阅读过加繆和萨特的绝望者,选择了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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