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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日志

 
 

铜须、红高粱和道德民兵  

2006-06-08 00:00:02|  分类: 文化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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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须、红高粱和道德民兵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铜须、红高粱和道德民兵
 
在全球媒体的惊呼声中,“铜须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4月13日,在“猫扑网”旗下“魔兽世界中国”论坛,一位悲情丈夫声称自己的妻子幽月儿有了外遇,并且公布了妻子和情人长达五千字的MSN对话,慷慨激昂地痛斥与妻子有染的小人物“铜须”,随后,数百人在未经事实验证的前提下,轻率地加入网络攻击的战团,其中有人建议“以键盘为武器砍下奸夫的头,献给那位丈夫做祭品”,天涯网站也贴出《江湖追杀令》,发布“铜须”的照片和视频,“呼吁广大机关、企业、公司、学校、医院、商场、公路、铁路、机场、中介、物流、认证,对**及其同伴甚至所在大学进行抵制。不招聘、不录用、不接纳、不认可、不承认、不理睬、不合作。在他做出彻底的、令大众可信的悔改行为之前,不能对他表示认同。”
 
就在短短数天之内,这支“哄客游击队”发展到了数万人之多。人们搜出“铜须”的真实身份和地址,用各种方式羞辱其尊严,把他逼出大学校园,甚至迫使其家人不敢出门和接听电话,令当事人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为了平息事端,“铜须”用长达六分钟的视频来否认桃色事件,而那位“受害者”丈夫,也承认对其妻红杏出墙的说法多有不实之处,从而请求网民取消追杀,还是无法平息这场惊天动地的骚乱。
 
央视对这一事件作出了反应,批评网民的行为是“网络暴力”,但避免就第三者事件本身做出道德评价。而网民则在天涯组织起了新一轮的反击运动,批评央视“支持骗奸人家老婆”,“如此贯彻八荣八耻教育,央视颜面何存”等,为其在“铜须”事件中所采用的围猎方式辩护。
 
“铜须事件”引发海外媒体的严重关切。纽约时报、法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南德意志报等欧美报纸,相继刊发报道,质疑中国网民的做法是对个人权利(隐私权、情感和生活方式选择权等)的严重侵犯。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道,以《用键盘为武器的中国暴民》为题,激烈抨击中国网民的“暴民现象”。在西方人看来,这场虚拟事件正在演变成类似“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的大规模群体性暴力,并已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不谐和音。
 
中国拥有悠久的道德民兵传统。只要查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将所谓通奸男女游街示众,甚至动用私刑加以杀害,乃是中国道德审判的基本样式,散发出“多数人暴政”的狂热气息。20世纪80年代,经历十年浩劫的知识分子,在人道主义思潮和“新启蒙运动”的推动下,向民众提供了大量反思“封建伦理”的文艺作品。王安忆小说《荒山之恋》,沉痛叙写了两个已婚男女的情爱悲剧;根据沈从文小说改编的电影《湘女潇潇》,以族人把“淫妇”装入竹笼沉潭而死的情节,控诉宗法制度对所谓“通奸者”的残酷迫害;根据陆文夫小说改编的电影《井》、根据郑义小说改编的《老井》、以及张艺谋导演的《菊豆》,都试图对“通奸现象”中所蕴含的微妙人性,予以有力辩解。《红高粱》更以一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轿夫之歌”,对“通奸美学”作出了最高礼赞,显示八十年代道德反思的巨大勇气。
 
所有这些作品都试图告诫国人,“第三者现象”不是简单的道德沦丧,而是“黑暗的政治(封建)制度”下的复杂情变;对此不能以宗教裁判所的方式加以严惩,而应根据具体情形仔细辨析,在合法合理的框架内解决道德过失,同时对某些个案中所蕴含的“真善美的人性”,予以理解、同情与呵护。但这种“反封建”的文化启蒙,无力改变乡村暴力的坚硬传统,恰恰相反,它还要在捍卫传统道德的旗号下卷土重来。这无疑是新启蒙运动的最大失败。究其原因,是由于它所发动的“封建道德”批判,仅限于对人性的美学讴歌,却没有完成现代伦理学(情感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力及其限度)法理建构。
 
2005年6月,一群在温州打工的贵州民工,为“惩罚”族内通奸者,居然动用“家法”和私刑,以“正义”的名义,将“男犯”乱刀砍死。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四九社会主义运动”和“八六新启蒙运动”的反复清洗,旧伦理竟然继续保持着鲁迅所描述的“吃人”本性,重写了21世纪中国伦理史的黑暗一页。
 
然而,本次“铜须事件”的主角并非愚昧的旧式乡农,而是大批受过现代化教育的城市哄客,他们以“无名氏”的方式,躲藏在黑暗的数码丛林里,高举话语暴力的武器,狙击那些被设定为“有罪”的道德猎物。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参与者大多是某个游戏联盟的成员,这意味着猎杀不仅出于某种道德渴望,而且也是集体娱乐的需要。
 
互联网的“善恶双重品格”,是这项数码技术带给我们的最大困惑。互联网曾经是中国建立公民自由言论平台的希望之路。在2001~2004年间,“互联网之善”一度表现出某种令人激动的特性。面对孙志刚血案及其一系列侵犯百姓权益的案件,正是互联网民意促成“暂住证”的取消,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显示出民间维权的强大能量。但维权的道路此后变得日益艰难,而“互联网之恶”却逐步上升为主导因素。哄客社会没有发育出健康的公民团体,为捍卫民权和推进宪政提供理性支持,反而滋养了蒙面的网络民兵,在针对“小人物”的话语围猎中,不倦地探求道德和游戏的双重狂欢。这是互联网民主的歧路,也是中国哄客自我反省的沉重起点。(原载2006年6月8日《东方早报》)
 
本文题图:宋永红《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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