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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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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20 02:00:00|  分类: 学术探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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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从那里展开对农民(种族的大数量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他的小说《公羊串门》、《老旦是一棵树》,以及《黑风暴》和《棺材铺》等等,都与这个沉重的母题有关。农民的无聊、自私、愚昧、偏狭、争斗与暴力、受虐和施虐,瓦解了那个所谓“健康民间”的幻象,揭发了它的内在的黑暗根性。杨争光的叙事是一种闪电,穿越了这种黑暗性,为它提供了一个荒诞可笑的酷语轮廓。 与名作家们的那些鸿篇巨制相比,杨争光的贡献在于他的构思精致的短篇。《公羊串门》都具有大部分中国作家所难以企及的特点:一种深入到民俗内部的细微叙事。从公羊对邻居母羊的“强奸”开始,一场荒谬的戏剧性冲突就此呈现。经过一场利益的疯狂可笑的争斗,这场荒诞的喜剧最终竟然以愚昧的谋杀告终。 《老旦是一棵树》更是一幕愚昧的喜剧:从一场邻里间的通奸开始,复仇的游戏开始逐步升级:捉奸、打架、杀对方的狗、乃至刨挖祖坟。最后的结局却出乎意料:复仇者老旦站到对方的粪堆上,并誓言要在那上面扎根,“长成一棵树”。这种古怪的复仇方式是对乡村的邻里暴力传统的一种深切讽喻。它从一个荒谬的细小角度推翻了草根暴力的全部意义。同时,它也诠释了中国文化中的强大的流氓暴力主义的民间起源。 根据杨争光的观察和叙述,我们将发现,根植于中国乡村的仇恨意识形态,散布在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细节里,它并未受到政治制度的直接鼓励,却为历史上悠久的流氓暴力传统,提供了深厚而广阔的基础。在乡村社会的分配正义制度崩溃之后,农民的暴力主义成为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地狱。每一个农民都是潜在的杀手,在无政府的致命呼吸中生活,为维护卑微的生存利益而展开殊死搏斗。 长期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批判掩盖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即所谓“东涔℃潙鏆村姏缇庡涔嬩竴锛氭潹浜夊厜鐨勬柟瑷?彊浜?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乡村暴力美学之一:杨争光的方言叙事 尽管都市流氓话语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只消浏览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流氓主义的真正根源并非都市,而是潜植于地域广阔的乡村世界。数千年以来,这个世界基本保持了它的本来面容,像一个平面展开的不朽的泥土装置。不仅那些离弃了土地的农民迅速成为流氓,固守着土地的农民也呈现出流氓化的严重倾向。 九十年代的大批写实主义作家指涉了这个黑暗的母题。这种母题起源于八十年代的韩少功(《爸爸爸》)、贾平凹(《商州》)和刘恒(《伏羲伏羲》),并且在风格上保持了“寻根文学”的某些基本元素:对农民的深层劣根性的痛切关注、草根写实和民间魔幻的双重立场、戏剧性(突转)的结构以及鲜明的方言叙事,等等。他们的剑法看起来很“土”,却在敦实中闪现出了诡异。这种诡异像犀利的刀光一样越过了他的地域,奔行在种族的扩大版图上。寻根,就是企图在历史进程中探求农民的终极(原初)身份。 这是一种民族身份秘史的撰写过程,破碎、零散、间断,逐渐形成巨大地理拼图中的一个局部。所有这些“微细叙事”都在刻画着个体农民的卑琐面容,刻画着他们的在历史中变得枯槁的灵魂。而这些个人叙事最终汇聚成了一场“宏大叙事”运动,也就是小说界的“后寻根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静默的,它悄然运行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不倦地探究着草根阶层的生命力与腐败性。这方面的其他作家还应包括莫言和杨争光等等。 杨争光的方言叙事和乡村地理学的立场,使他成为“地域文化小说”代表之一,这情形很像莫言和“山东高密”、苏童和“枫杨树故乡”一样,地域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或者说,成为酷语地理学的一个出发点。他据守在陕西乡村--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秦帝国曾诞生与覆灭的
乡村暴力美学之一:杨争光的方言叙事
 
地点,从那里展开对农民(种族的大数量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他的小说《公羊串门》、《老旦是一棵树》,以及《黑风暴》和《棺材铺》等等,都与这个沉重的母题有关。农民的无聊、自私、愚昧、偏狭、争斗与暴力、受虐和施虐,瓦解了那个所谓“健康民间”的幻象,揭发了它的内在的黑暗根性。杨争光的叙事是一种闪电,穿越了这种黑暗性,为它提供了一个荒诞可笑的酷语轮廓。 与名作家们的那些鸿篇巨制相比,杨争光的贡献在于他的构思精致的短篇。《公羊串门》都具有大部分中国作家所难以企及的特点:一种深入到民俗内部的细微叙事。从公羊对邻居母羊的“强奸”开始,一场荒谬的戏剧性冲突就此呈现。经过一场利益的疯狂可笑的争斗,这场荒诞的喜剧最终竟然以愚昧的谋杀告终。 《老旦是一棵树》更是一幕愚昧的喜剧:从一场邻里间的通奸开始,复仇的游戏开始逐步升级:捉奸、打架、杀对方的狗、乃至刨挖祖坟。最后的结局却出乎意料:复仇者老旦站到对方的粪堆上,并誓言要在那上面扎根,“长成一棵树”。这种古怪的复仇方式是对乡村的邻里暴力传统的一种深切讽喻。它从一个荒谬的细小角度推翻了草根暴力的全部意义。同时,它也诠释了中国文化中的强大的流氓暴力主义的民间起源。 根据杨争光的观察和叙述,我们将发现,根植于中国乡村的仇恨意识形态,散布在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细节里,它并未受到政治制度的直接鼓励,却为历史上悠久的流氓暴力传统,提供了深厚而广阔的基础。在乡村社会的分配正义制度崩溃之后,农民的暴力主义成为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地狱。每一个农民都是潜在的杀手,在无政府的致命呼吸中生活,为维护卑微的生存利益而展开殊死搏斗。 长期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批判掩盖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即所谓“东
尽管都市流氓话语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只消浏览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流氓主义的真正根源并非都市,而是潜植于地域广阔的乡村世界。数千年以来,这个世界基本保持了它的本来面容,像一个平面展开的不朽的泥土装置。不仅那些离弃了土地的农民迅速成为流氓,固守着土地的农民也呈现出流氓化的严重倾向。
 
九十年代的大批写实主义作家指涉了这个黑暗的母题。这种母题起源于八十年代的韩少功(《爸爸爸》)、贾平凹(《商州》)和刘恒(《伏羲伏羲》),并且在风格上保持了“寻根文学”的某些基本元素:对农民的深层劣根性的痛切关注、草根写实和民间魔幻的双重立场、戏剧性(突转)的结构以及鲜明的方言叙事,等等。他们的剑法看起来很“土”,却在敦实中闪现出了诡异。这种诡异像犀利的刀光一样越过了他的地域,奔行在种族的扩大版图上。寻根,就是企图在历史进程中探求农民的终极(原初)身份。 乡村暴力美学之一:杨争光的方言叙事 尽管都市流氓话语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只消浏览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流氓主义的真正根源并非都市,而是潜植于地域广阔的乡村世界。数千年以来,这个世界基本保持了它的本来面容,像一个平面展开的不朽的泥土装置。不仅那些离弃了土地的农民迅速成为流氓,固守着土地的农民也呈现出流氓化的严重倾向。 九十年代的大批写实主义作家指涉了这个黑暗的母题。这种母题起源于八十年代的韩少功(《爸爸爸》)、贾平凹(《商州》)和刘恒(《伏羲伏羲》),并且在风格上保持了“寻根文学”的某些基本元素:对农民的深层劣根性的痛切关注、草根写实和民间魔幻的双重立场、戏剧性(突转)的结构以及鲜明的方言叙事,等等。他们的剑法看起来很“土”,却在敦实中闪现出了诡异。这种诡异像犀利的刀光一样越过了他的地域,奔行在种族的扩大版图上。寻根,就是企图在历史进程中探求农民的终极(原初)身份。 这是一种民族身份秘史的撰写过程,破碎、零散、间断,逐渐形成巨大地理拼图中的一个局部。所有这些“微细叙事”都在刻画着个体农民的卑琐面容,刻画着他们的在历史中变得枯槁的灵魂。而这些个人叙事最终汇聚成了一场“宏大叙事”运动,也就是小说界的“后寻根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静默的,它悄然运行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不倦地探究着草根阶层的生命力与腐败性。这方面的其他作家还应包括莫言和杨争光等等。 杨争光的方言叙事和乡村地理学的立场,使他成为“地域文化小说”代表之一,这情形很像莫言和“山东高密”、苏童和“枫杨树故乡”一样,地域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或者说,成为酷语地理学的一个出发点。他据守在陕西乡村--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秦帝国曾诞生与覆灭的
 
这是一种民族身份秘史的撰写过程,破碎、零散、间断,逐渐形成巨大地理拼图中的一个局部。所有这些“微细叙事”都在刻画着个体农民的卑琐面容,刻画着他们的在历史中变得枯槁的灵魂。而这些个人叙事最终汇聚成了一场“宏大叙事”运动,也就是小说界的“后寻根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静默的,它悄然运行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不倦地探究着草根阶层的生命力与腐败性。这方面的其他作家还应包括莫言和杨争光等等。
地点,从那里展开对农民(种族的大数量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他的小说《公羊串门》、《老旦是一棵树》,以及《黑风暴》和《棺材铺》等等,都与这个沉重的母题有关。农民的无聊、自私、愚昧、偏狭、争斗与暴力、受虐和施虐,瓦解了那个所谓“健康民间”的幻象,揭发了它的内在的黑暗根性。杨争光的叙事是一种闪电,穿越了这种黑暗性,为它提供了一个荒诞可笑的酷语轮廓。 与名作家们的那些鸿篇巨制相比,杨争光的贡献在于他的构思精致的短篇。《公羊串门》都具有大部分中国作家所难以企及的特点:一种深入到民俗内部的细微叙事。从公羊对邻居母羊的“强奸”开始,一场荒谬的戏剧性冲突就此呈现。经过一场利益的疯狂可笑的争斗,这场荒诞的喜剧最终竟然以愚昧的谋杀告终。 《老旦是一棵树》更是一幕愚昧的喜剧:从一场邻里间的通奸开始,复仇的游戏开始逐步升级:捉奸、打架、杀对方的狗、乃至刨挖祖坟。最后的结局却出乎意料:复仇者老旦站到对方的粪堆上,并誓言要在那上面扎根,“长成一棵树”。这种古怪的复仇方式是对乡村的邻里暴力传统的一种深切讽喻。它从一个荒谬的细小角度推翻了草根暴力的全部意义。同时,它也诠释了中国文化中的强大的流氓暴力主义的民间起源。 根据杨争光的观察和叙述,我们将发现,根植于中国乡村的仇恨意识形态,散布在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细节里,它并未受到政治制度的直接鼓励,却为历史上悠久的流氓暴力传统,提供了深厚而广阔的基础。在乡村社会的分配正义制度崩溃之后,农民的暴力主义成为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地狱。每一个农民都是潜在的杀手,在无政府的致命呼吸中生活,为维护卑微的生存利益而展开殊死搏斗。 长期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批判掩盖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即所谓“东
 
杨争光的方言叙事和乡村地理学的立场,使他成为“地域文化小说”代表之一,这情形很像莫言和“山东高密”、苏童和“枫杨树故乡”一样,地域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或者说,成为酷语地理学的一个出发点。他据守在陕西乡村--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秦帝国曾诞生与覆灭的地点,从那里展开对农民(种族的大数量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他的小说《公羊串门》、《老旦是一棵树》,以及《黑风暴》和《棺材铺》等等,都与这个沉重的母题有关。农民的无聊、自私、愚昧、偏狭、争斗与暴力、受虐和施虐,瓦解了那个所谓“健康民间”的幻象,揭发了它的内在的黑暗根性。杨争光的叙事是一种闪电,穿越了这种黑暗性,为它提供了一个荒诞可笑的酷语轮廓。
 
与名作家们的那些鸿篇巨制相比,杨争光的贡献在于他的构思精致的短篇。《公羊串门》都具有大部分中国作家所难以企及的特点:一种深入到民俗内部的细微叙事。从公羊对邻居母羊的“强奸”开始,一场荒谬的戏剧性冲突就此呈现。经过一场利益的疯狂可笑的争斗,这场荒诞的喜剧最终竟然以愚昧的谋杀告终。
 
方专制主义”不过是农民的“多数人暴政”的一种政治表述而已。或者说,暴力并不是国家的发明,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基本属性而已。国家仅仅复制了这种话语模式,并把它转换成了一种严酷的律法。 杨争光并非中国乡村仇恨制度的唯一见证者。早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红色暴力及其仇恨政治学,就已经成为解决土地分配和财产公正的合理手段。这种正面的酷语和暴力叙事,曾经长期主宰中国小说家的立场。这种情形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所改观。韩少功描述乡村械斗的《爸爸爸》,开启了反面的暴力叙事的道路。这个黑暗的仇恨母题此后竟然成了“后寻根主义”的话语核心。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其实就是九十年代乡村写实主义小说的一个隐在的主流,它书写着中国乡村乃至整个民族的丑陋而亲切的容貌。(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2004年) 本文题图:罗中立作品
《老旦是一棵树》更是一幕愚昧的喜剧:从一场邻里间的通奸开始,复仇的游戏开始逐步升级:捉奸、打架、杀对方的狗、乃至刨挖祖坟。最后的结局却出乎意料:复仇者老旦站到对方的粪堆上,并誓言要在那上面扎根,“长成一棵树”。这种古怪的复仇方式是对乡村的邻里暴力传统的一种深切讽喻。它从一个荒谬的细小角度推翻了草根暴力的全部意义。同时,它也诠释了中国文化中的强大的流氓暴力主义的民间起源。
 
乡村暴力美学之一:杨争光的方言叙事 尽管都市流氓话语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只消浏览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流氓主义的真正根源并非都市,而是潜植于地域广阔的乡村世界。数千年以来,这个世界基本保持了它的本来面容,像一个平面展开的不朽的泥土装置。不仅那些离弃了土地的农民迅速成为流氓,固守着土地的农民也呈现出流氓化的严重倾向。 九十年代的大批写实主义作家指涉了这个黑暗的母题。这种母题起源于八十年代的韩少功(《爸爸爸》)、贾平凹(《商州》)和刘恒(《伏羲伏羲》),并且在风格上保持了“寻根文学”的某些基本元素:对农民的深层劣根性的痛切关注、草根写实和民间魔幻的双重立场、戏剧性(突转)的结构以及鲜明的方言叙事,等等。他们的剑法看起来很“土”,却在敦实中闪现出了诡异。这种诡异像犀利的刀光一样越过了他的地域,奔行在种族的扩大版图上。寻根,就是企图在历史进程中探求农民的终极(原初)身份。 这是一种民族身份秘史的撰写过程,破碎、零散、间断,逐渐形成巨大地理拼图中的一个局部。所有这些“微细叙事”都在刻画着个体农民的卑琐面容,刻画着他们的在历史中变得枯槁的灵魂。而这些个人叙事最终汇聚成了一场“宏大叙事”运动,也就是小说界的“后寻根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静默的,它悄然运行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不倦地探究着草根阶层的生命力与腐败性。这方面的其他作家还应包括莫言和杨争光等等。 杨争光的方言叙事和乡村地理学的立场,使他成为“地域文化小说”代表之一,这情形很像莫言和“山东高密”、苏童和“枫杨树故乡”一样,地域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或者说,成为酷语地理学的一个出发点。他据守在陕西乡村--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秦帝国曾诞生与覆灭的
根据杨争光的观察和叙述,我们将发现,根植于中国乡村的仇恨意识形态,散布在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细节里,它并未受到政治制度的直接鼓励,却为历史上悠久的流氓暴力传统,提供了深厚而广阔的基础。在乡村社会的分配正义制度崩溃之后,农民的暴力主义成为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地狱。每一个农民都是潜在的杀手,在无政府的致命呼吸中生活,为维护卑微的生存利益而展开殊死搏斗。
 
长期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批判掩盖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即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农民的“多数人暴政”的一种政治表述而已。或者说,暴力并不是国家的发明,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基本属性而已。国家仅仅复制了这种话语模式,并把它转换成了一种严酷的律法。 乡村暴力美学之一:杨争光的方言叙事 尽管都市流氓话语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只消浏览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流氓主义的真正根源并非都市,而是潜植于地域广阔的乡村世界。数千年以来,这个世界基本保持了它的本来面容,像一个平面展开的不朽的泥土装置。不仅那些离弃了土地的农民迅速成为流氓,固守着土地的农民也呈现出流氓化的严重倾向。 九十年代的大批写实主义作家指涉了这个黑暗的母题。这种母题起源于八十年代的韩少功(《爸爸爸》)、贾平凹(《商州》)和刘恒(《伏羲伏羲》),并且在风格上保持了“寻根文学”的某些基本元素:对农民的深层劣根性的痛切关注、草根写实和民间魔幻的双重立场、戏剧性(突转)的结构以及鲜明的方言叙事,等等。他们的剑法看起来很“土”,却在敦实中闪现出了诡异。这种诡异像犀利的刀光一样越过了他的地域,奔行在种族的扩大版图上。寻根,就是企图在历史进程中探求农民的终极(原初)身份。 这是一种民族身份秘史的撰写过程,破碎、零散、间断,逐渐形成巨大地理拼图中的一个局部。所有这些“微细叙事”都在刻画着个体农民的卑琐面容,刻画着他们的在历史中变得枯槁的灵魂。而这些个人叙事最终汇聚成了一场“宏大叙事”运动,也就是小说界的“后寻根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静默的,它悄然运行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不倦地探究着草根阶层的生命力与腐败性。这方面的其他作家还应包括莫言和杨争光等等。 杨争光的方言叙事和乡村地理学的立场,使他成为“地域文化小说”代表之一,这情形很像莫言和“山东高密”、苏童和“枫杨树故乡”一样,地域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或者说,成为酷语地理学的一个出发点。他据守在陕西乡村--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秦帝国曾诞生与覆灭的
 
杨争光并非中国乡村仇恨制度的唯一见证者。早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红色暴力及其仇恨政治学,就已经成为解决土地分配和财产公正的合理手段。这种正面的酷语和暴力叙事,曾经长期主宰中国小说家的立场。这种情形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所改观。韩少功描述乡村械斗的《爸爸爸》,开启了反面的暴力叙事的道路。这个黑暗的仇恨母题此后竟然成了“后寻根主义”的话语核心。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其实就是九十年代乡村写实主义小说的一个隐在的主流,它书写着中国乡村乃至整个民族的丑陋而亲切的容貌。(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2004年)
地点,从那里展开对农民(种族的大数量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他的小说《公羊串门》、《老旦是一棵树》,以及《黑风暴》和《棺材铺》等等,都与这个沉重的母题有关。农民的无聊、自私、愚昧、偏狭、争斗与暴力、受虐和施虐,瓦解了那个所谓“健康民间”的幻象,揭发了它的内在的黑暗根性。杨争光的叙事是一种闪电,穿越了这种黑暗性,为它提供了一个荒诞可笑的酷语轮廓。 与名作家们的那些鸿篇巨制相比,杨争光的贡献在于他的构思精致的短篇。《公羊串门》都具有大部分中国作家所难以企及的特点:一种深入到民俗内部的细微叙事。从公羊对邻居母羊的“强奸”开始,一场荒谬的戏剧性冲突就此呈现。经过一场利益的疯狂可笑的争斗,这场荒诞的喜剧最终竟然以愚昧的谋杀告终。 《老旦是一棵树》更是一幕愚昧的喜剧:从一场邻里间的通奸开始,复仇的游戏开始逐步升级:捉奸、打架、杀对方的狗、乃至刨挖祖坟。最后的结局却出乎意料:复仇者老旦站到对方的粪堆上,并誓言要在那上面扎根,“长成一棵树”。这种古怪的复仇方式是对乡村的邻里暴力传统的一种深切讽喻。它从一个荒谬的细小角度推翻了草根暴力的全部意义。同时,它也诠释了中国文化中的强大的流氓暴力主义的民间起源。 根据杨争光的观察和叙述,我们将发现,根植于中国乡村的仇恨意识形态,散布在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细节里,它并未受到政治制度的直接鼓励,却为历史上悠久的流氓暴力传统,提供了深厚而广阔的基础。在乡村社会的分配正义制度崩溃之后,农民的暴力主义成为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地狱。每一个农民都是潜在的杀手,在无政府的致命呼吸中生活,为维护卑微的生存利益而展开殊死搏斗。 长期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批判掩盖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即所谓“东
 
本文题图:罗中立作品
 
乡村暴力美学之一:杨争光的方言叙事 尽管都市流氓话语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只消浏览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流氓主义的真正根源并非都市,而是潜植于地域广阔的乡村世界。数千年以来,这个世界基本保持了它的本来面容,像一个平面展开的不朽的泥土装置。不仅那些离弃了土地的农民迅速成为流氓,固守着土地的农民也呈现出流氓化的严重倾向。 九十年代的大批写实主义作家指涉了这个黑暗的母题。这种母题起源于八十年代的韩少功(《爸爸爸》)、贾平凹(《商州》)和刘恒(《伏羲伏羲》),并且在风格上保持了“寻根文学”的某些基本元素:对农民的深层劣根性的痛切关注、草根写实和民间魔幻的双重立场、戏剧性(突转)的结构以及鲜明的方言叙事,等等。他们的剑法看起来很“土”,却在敦实中闪现出了诡异。这种诡异像犀利的刀光一样越过了他的地域,奔行在种族的扩大版图上。寻根,就是企图在历史进程中探求农民的终极(原初)身份。 这是一种民族身份秘史的撰写过程,破碎、零散、间断,逐渐形成巨大地理拼图中的一个局部。所有这些“微细叙事”都在刻画着个体农民的卑琐面容,刻画着他们的在历史中变得枯槁的灵魂。而这些个人叙事最终汇聚成了一场“宏大叙事”运动,也就是小说界的“后寻根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静默的,它悄然运行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不倦地探究着草根阶层的生命力与腐败性。这方面的其他作家还应包括莫言和杨争光等等。 杨争光的方言叙事和乡村地理学的立场,使他成为“地域文化小说”代表之一,这情形很像莫言和“山东高密”、苏童和“枫杨树故乡”一样,地域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或者说,成为酷语地理学的一个出发点。他据守在陕西乡村--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秦帝国曾诞生与覆灭的
 
 
 
乡村暴力美学之一:杨争光的方言叙事 尽管都市流氓话语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只消浏览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流氓主义的真正根源并非都市,而是潜植于地域广阔的乡村世界。数千年以来,这个世界基本保持了它的本来面容,像一个平面展开的不朽的泥土装置。不仅那些离弃了土地的农民迅速成为流氓,固守着土地的农民也呈现出流氓化的严重倾向。 九十年代的大批写实主义作家指涉了这个黑暗的母题。这种母题起源于八十年代的韩少功(《爸爸爸》)、贾平凹(《商州》)和刘恒(《伏羲伏羲》),并且在风格上保持了“寻根文学”的某些基本元素:对农民的深层劣根性的痛切关注、草根写实和民间魔幻的双重立场、戏剧性(突转)的结构以及鲜明的方言叙事,等等。他们的剑法看起来很“土”,却在敦实中闪现出了诡异。这种诡异像犀利的刀光一样越过了他的地域,奔行在种族的扩大版图上。寻根,就是企图在历史进程中探求农民的终极(原初)身份。 这是一种民族身份秘史的撰写过程,破碎、零散、间断,逐渐形成巨大地理拼图中的一个局部。所有这些“微细叙事”都在刻画着个体农民的卑琐面容,刻画着他们的在历史中变得枯槁的灵魂。而这些个人叙事最终汇聚成了一场“宏大叙事”运动,也就是小说界的“后寻根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静默的,它悄然运行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不倦地探究着草根阶层的生命力与腐败性。这方面的其他作家还应包括莫言和杨争光等等。 杨争光的方言叙事和乡村地理学的立场,使他成为“地域文化小说”代表之一,这情形很像莫言和“山东高密”、苏童和“枫杨树故乡”一样,地域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或者说,成为酷语地理学的一个出发点。他据守在陕西乡村--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秦帝国曾诞生与覆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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