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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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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存档:“上海神话”和市民社会的隐形  

2006-09-24 11:17:18|  分类: 文化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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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存档:“上海神话”和市民社会的隐形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上海神话”和市民社会的隐形
 
被指责为后殖民主义样板的“新天地”,正在成为上海向西方展示其东方魅力的主要地点。但它既非上海人也不是西方人的创意,而是香港资本和台湾设计师这些“中间势力”共谋的产品。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这意味着从事“想象”的创造性主体并不是西方人,也不是纯粹的东方人,而是介于本土和西土之间的“二手知识份子”。
 
这是文化被“二度书写”的一个范例。这种书写首先选择接近东方想象的符码(第一度书写),然后加以改造和修饰(第二度书写),以便它能够更加逼近东方想象的尺度。只有“中间势力”才能完成这种跨越文化体系的设置。他们不是一般的“他者”,而是那种双重的“他者”:既是西方的“他者”,也是东方的“他者”。他们的这种权力地理优势,保证其能够同时为东方人建立“想象的西方”,也能够为西方人建立“想象的东方”。
 
我们已经看到,西方的华裔学者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们是美国人的“他者”,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他者”,结果成了唯一的书写者,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成了西方人书写东方和东方人书写西方的双重本文。这就是我所说的“他者效应”。华裔汉学家利用这种效应,掌握了跨国文化书写的主导权力。
 
早期的神话塑造使命是由耶稣会的传教士担负的,他们创造的“长城神话”以后成了中国民族主义信念的核心意象。但这种由西方人展开的神话书写,其成本过高和风险太大(义和拳运动是一个危险的范例),它必须被转移到二手知识份子的手里。正是后者避免了“西方文化霸权”的指责。二手知识份子的东方血缘和第三世界背景,赋予其天然的道德优势。他们的双重性缓解了来自弱势民族的敌意。
 
选择上海作为“想象的东方”的载体,显示了二手话语策略的强烈意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意象选择,必须符合下列三项基本原则:1、它应当是第三世界的,同时又摆脱了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的传统图像;2、具有强烈异国情调的,却又受过西方文明的成功熏陶;3、正在或曾是殖民地,在意识形态转型中沦丧,却又在某种意义上被收复的。耐人寻味的是,只有在上海意象中同时隐含了上述三种语义。它就这样无可置疑地成了神话构筑的首选母题。
 
1949年的革命打断了西方的想象(我们可以从赛珍珠的小说《赛金花》中窥见这种想象的结晶,它集结了妓女、财富和冒险的帝国宫廷的权力斗争等诸多元素),西方人无限怅惘地离开了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而现在则是一次新的话语接管。继孟买和加尔各答之后,上海终于再度成为“想象的东方”的最重要的符码,也就是成为文化学家进行话语冒险的乐园。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事件是对施蛰存和张爱玲(们)的热烈缅怀。在所有的作家中,只有他们提供了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殖民地完全经验。他们的本文成为进行超时空观察、记忆和书写的话语源泉。文学对殖民地现场的想象性经验,帮助了“想象的东方”的建构。
 
借助二手知识份子的咽喉,缄默的东方发出了细弱而美妙的声音,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汉学家的话语泛光灯,照亮了上海这个庞大的本文,使之成为西方知识份子和民众的文化地图上的奇异标记。
 
越过文化地理学的眺望,一个新的文化空间正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展开。它是由二手知识份子按照双重原则书写的“上海”。历史所产生的间离掩蔽了这场文化转喻行动,使它看起来仿佛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叙写,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由事实碎片和知识份子想象共同编织起来的殖民地神话。在李欧梵强调的上海殖民逻辑背后有一个完美的蓝本,那就是整个东方主义的宏大叙事。上海神话只是其中的一个构件,被悬挂在世界地图的边缘,从那里发出亲切而异样的光泽。
 
“上海神话”的本质就是它被塑造成一个西方资本的奇迹,一个殖民地时代的摩登图景。它成功揭示了资本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上海神话”摧毁了传统的“北京神话”,它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起源于新文化运动(一种意识形态的激烈转型)的北京,而是起源于殖民主义的上海。它发起的经济、贸易、市场和时尚运动,改变了晚清中国的陈旧面貌。毫无疑问,李欧梵对“摩登社会”的资本化诠释,修正了由正统史学所制造的重大偏见。
 
但对于上海人来说,这个“上海”既熟悉又陌生,仿佛成了一个遥远的“他者”,这是因为,李氏的“上海神话”在揭示了其被隐匿的真相的同时,也忽略了既非无产阶级也非中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而这才是上海社会的真实主体。数量庞大的小市民居住在石库门建筑里,孜孜不倦地营造着上海的习俗、方言、气质和都市性格,他们是上海城的无可置疑的灵魂。
 
但小市民是知识份子话语的最大解构者,他们的“鄙俗”腐蚀了人文神话,令它散发出菜市场般污浊的“臭气”,并且完全溢出了殖民地学说的美妙逻辑框架。二手知识份子拒绝了这种场景。他们鄙夷地掉过脸去,神色坚定地构筑着殖民地旧梦的复兴工程。这场书写运动导致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上海主义”的涌现。它旨在重建关于以张爱玲为核心的上海租界的摩登意象。在企图还原资本社会的英雄本色的同时,它大步远离了市民社会的庸常真相。(作者:朱大可,原载《解放日报》2004年)
 
本文题图:钟飙《两个人的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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