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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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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转型理论之一:三重身份的社会迷津  

2006-09-04 22:22:42|  分类: 学术探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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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转型理论之一:三重身份的社会迷津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三重身份的社会迷津
 
 
中国流氓社会的形成,导源于一系列大规模的身份丧失。这促使我们思考“身份”(Identity)所扮演的非凡角色。我们已经被告知,身份就是人的权利关系的契约,或者说是人的社会共享代码,它支配了个体在他者境域中的地位和交往的本质。身份是否真正获得这种权利尚在其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这种权利的一个外在象征和特殊能指,有力界定着自己的权利空间—关系网络1的边界。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湘淮名流集团是一个近代范例,向我们表明了由身份圈定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强大功能2。这种关系网络构成了庞大的身份迷津,令所有闯入者在其间迷失。
 
流氓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乃是因为“身份”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而它的破裂,必然导致流氓化和中国社会的严重畸变。在先秦时代,只有孔子以独特的智慧洞察了这点。他的“仁”就是关于身份秩序的限定,也就是要把身份(二人关系)维系在“礼”的等级秩序上。但坐在马车上颠沛流离的孔丘先生似乎并未意识到,身份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是人与土地、人与组织以及人与自身的广泛的关系结构。
 
由于孔子及其众弟子的介入,民族性格特征在先秦时代就遭到了犀利的揭露:它并不注重人的个体自身的纯粹内省,而是关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外在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被简单地外推到人与人的外部关系上。
 
孔子因势利导的学说加剧了这种精神倾向,它促使中国人离开了“内省”而走向了“外联”。即使出现所谓“内省”,也仅仅是一种针对外部关系的自我检讨。这种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关怀,导致了对个体自身“本我”的严重忽略,阻碍了心灵的内在升华和超越(纯粹精神性的反思),并反过来引发“仁”(礼)的持续性危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先秦以来,本土文明并未形成孔子所期盼的“仁”(礼)的理想格局,恰恰相反,人际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身份性焦虑不断升温,并最终加剧了社会流氓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身份秩序是土地所有者、国家领属下的“百姓”所共同构筑的一个多元空间,其间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级位的系统—-
 
土地身份 
 
作为土地所有者(耕作者)的农民(自耕农、雇农和地主),是中国居民社会的主体,他们与土地的结盟、以及按照季节循环进行生产和休闲的模式,成为农业时代社会秩序的伟大根基。土地就是农民的身份和证书,或者说,土地就是农民没有成为流氓的原因。土地和农民所构成的领属关系,是农业专制主义中国的社会基石。在中世纪的城市,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转换成了人与街坊(市井、作坊、店铺等城市生计单位)的联盟,后者为近代城市中的人居关系奠定了基础。

国家身份 
 
以国家为核心和以户籍为标记的社会组织的受辖者被称作“居民”。这个庞大的组织拥有从家庭、家族(宗族)到家国(国家)的三级管理体系,它要求“居民”中所有个体绝对服从于这一体系。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还呈现为“人民-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的话语崇拜。它们是专制主义中国的两项政治根基,坚定捍卫着皇室—文官集团和乡绅(宗族及其领袖)集团的利益,同时也把剩余的权利碎屑分配给了农民,在永久的冲突中维系着脆弱的平衡。
 
户籍是查验平衡的指针,它由一个皇帝管辖的部门—-户部(有时由丞相直接负责)主管,在宗族制度的协助下,监管户籍、人口、土地、粮食、田赋、徭役的良性互动。户籍是中国人四大发明以外的第五大发明(中世纪西方也有过户籍制度,不过仍有流动的自由)。明清以后,固定的户籍延袭了秦汉保甲制的极权主义精髓,它坚定地护卫着居民与土地、国家和整个社会以及相关伦理的惨淡蜜月。
 
自我身份 
 
我们要指涉的最后级位是中国人的主体(“我”的精神实存和“真我”)。根据儒家的教义,中国人的自我就是对身份(关系)的一种共有意识5。中国人的自我是“面子人格”,它是一个奇怪的精神镜像,映照出“我”在他人眼中所呈现的社会图像,它暗含着一种我置身其中的隐匿的关系网络,并据此决定了“我”的本质。这是所有身份背后的最深刻的一种身份,并且构成“身份本体论”的核心。
 
与西方独立的以自我为核心的精神体系有所区别的是,中国人的自我是由“他者”决定的。那是他者的自我,并且注定要在“他者”的注视下活着和死去。从明清开始直到今天,几乎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人所撰写的研究笔记,其核心母题都是“面子文化”。这个奇妙的特性,是他者探究本土知识分子流氓化的秘匙。
 
在中国民族文化体系中,“面子”(Face)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身份模式,它是由身份和身份修辞学组成的复合系统,在历史中充当了重要角色。“面子主义”是研究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导引,它向我们指示了这个文化发生畸变的内在机制。“面子”不仅是一种尊严,更是一个进行道德自我约束的边框。任何一种“面子”的破裂,都会导致人内在的伦理崩溃和无耻化(厚黑化),把循规蹈矩的人们带到流氓的真理面前,促使人变成那个“臭名昭著的存在”。
 
孔子弟子子路(季路)的个人传记,向世人提供了有关“面子”的出色佐证。子路是孔子集团中最具流氓性的角色,他以擅长“政事”著称,曾任卫国蒲大夫,后为卫国权臣孔悝的保镖和家将。据《史记》载称,子路本为“性鄙”粗人,簪羽佩骨,孔子评价他“野”和“喭”,都是好勇斗狠、流氓成性的意思。孔子追思子路时曾经感慨地说:“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显示“脏词”就是子路的话语标志。公元前480年,子路在宫廷政变中为保卫孔悝而战死。据说他死前身体已被刀剑刺烂,却还要掸掉长衫上的尘土,又拣起被击落的冠帽,对着断了的缨带长叹道:“君子死,冠不免。”将带子勉强在下颌上系好,这才气绝倒地,从容赴义。对“面子”的执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流氓与“面子”的关系(“礼”),在这一子路的“帽冠叙事”中也已昭然若揭。(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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