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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日志

 
 

“中国制造”的文化困局  

2006-10-29 13:18:33|  分类: 文化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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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的文化困局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制造”的文化困局
 
依照基本常识,“中国制造”就是原产地在中国大陆并在海外销售和使用的商品,它是物质性的,却散发着民族主义的光辉。这个词语在90年代初期还意味着廉价的劣质品,但眼下却已升华为廉价而不劣质的实惠品。这个从“劣质品”到“实惠品”的初级进化,显示了“中国制造”语义的微妙转变。“中国制造”已经成为西方超级市场的主流,占有70~90%的份额,并且对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在“廉价魅力”的背后,却是激烈、险恶、毫无理性的本土价格竞争。“内讧法则”支配下的中国出口业,经过血腥的价格上的自相残杀,已经丢失了基本的利润空间。中国的外贸一直在负利润的恶性循环里打滚。这是基因性的文化灾难,在本土范围内,暂时找不到解决的出路。
 
“改革开放”一开始,专家学者们就已经发现,外向经济发展的无力的瓶颈就在内部。我们的“文化基因缺陷”,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规模化格局的形成。民族性格的种种恶弊,正是文化研究者无法回避的严酷现实。
 
对中国文化基因的怀疑、内省和批判,始于1895年的甲午战争,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陈独秀所全面发动,随后便分裂为“希望派”和“绝望派”。梁漱溟无疑是“希望派”的旗手。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他盛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合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并宣称这是“孔家生活的最宝贵的路向”,因为它“物质文明虽不发达,而精神生活却优越于西洋人”。“绝望派”的代表当推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呼吁“救救孩子”的鲁迅,对下一代仍然抱有希望,而他在晚年则转向对“国民性”(民族文化劣根性)的彻底鄙视,认为它“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并且完全丧失疗救的兴趣。
 
这些有关中国文化的极端理念,分化了中国人的立场,并对知识分子群体产生戏剧性的影响。包括胡适和梁实秋在内的文人都卷入这场争论,企图为中国社会探寻文化出路。但这一内省思潮在49年后便嘎然而止。“制度”突然取代了“文化”,成为支配中国命运的主宰。基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茁壮成长,面对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崛起,对于“国民性”的反思,不仅画蛇添足,而且隐含着思想颠覆的巨大危险。
 
在“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思想界在80年代重新接驳被打断的文化内省运动,启动了针对“国民性”的第二轮探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严厉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为“酱缸文化”和“婆媳文化”;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更是利用精神分析学的成果。中国民族的“口腔文化”和“恋母情结”,以及诸如《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之类文化反省图书,一时成为知识界书架上的宠儿。与此同时,文学领域也出现了反面的“寻根派”,在韩少功的小说《巴巴巴》里,一个叫做“丙崽”的白痴成为民族的古怪化身,他的“白痴话语”――“巴巴”,成为预言部落战争成败的神圣谶言。
 
所有这些文化批判都是针对“民族劣根性”的理性反思。但它尚未来得及缔结成一个美味的果实,就在80年代末被彻底摘除。这是20世纪民族反思的最后一次挣动,却无功而返,破灭在人民信念的午夜。
 
90年代中期,一场古怪的民族主义运动蔓延整个中国。从对毛泽东的崇拜开始,大批狭隘民族主义者茁壮成长,完全拒斥针对劣根性的反思,民族优根性被单独推崇到非凡的高度。另一方面,知识界则热衷于对经济学和社会体制之类“显学”的,而对民族性格的文化反思,却遭到了罕见的轻视和冷遇。
 
这就是文化衰退的重大标记。中国人正在逐步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这是一个比任何经济危机都更为危险的信号。形成讽刺性对比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却遭遇了空前的文化瓶颈。“内讧法则”的出口市场的无序竞争,使得上报的出口产值很高,而实际利润却低得惊人,有的甚至出现严重的负利润效应。面对自由竞争的市场,国家威权完全失去整合出口价格的能力。“文化”的魔力,远远超越了“制度”,成为困扰中国出口经济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头号敌人。与之呼应的是那些发生在唐人街上的战争。恶性竞争从中国本土蔓延到海外,成为“中国城”日常生活的主题。
 
以上文字所勾勒的历史与现实,乃是本刊创办时所必须正视的文化背景。探究中国文化的优根性和劣根性,从民族本身发现伟大传统并加以承袭,同时开辟文化病症自我疗治的道路,藉此推进“中国制造”的良性发育,这就是本刊的核心使命。而本刊的另外一个使命,则是扩大“中国制造”品牌的外延,纳入有价值的精神产品,并为这些产品及其制造者鸣锣开道。与此同时,我们也将热切地关注海外华人的物质与精神产品,对他们所创造的业绩展开文化题写。这是创刊词,也是我们藉以自勉的信念。
 
本期创刊号上“培宝现象”是一篇值得我们思考的文章,我是培宝在澳大利亚成长的见证人之一。从它草创开始,我就对它充满了好奇。早在1997年我就预言,它有可能成为民族品牌海外生长的基点,这个预言今天已经实现。跟那些虚张声势的突围完全不同,“培宝新思维”是一种真正的原创--它找到了“民族品牌体外循环”的正确思路。
 
“绕着走”,这是伟大戏剧家易卜生在《培尔"金特》里的著名台词。“培宝现象”的特征,就是绕开民族文化的基因性缺陷,利用“海外飞地”和成熟的西方市场,为利润空间提供了一个保障体系。与此同时,分散的单个品种的家电产品,也藉此整合成了全新的统一品牌,优化了国际竞争的能力。这是民族品牌的一次战略性突破,它为民族工业突围作了良好的示范。
 
然而,尽管“培宝”绕开了“内讧法则”,但文化研究者终究无法回避这个民族性格的恶弊。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为它下定义,判处它“有罪”,并开辟精神矫治的艰难道路,抑或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部,寻找新经济和新文化赖以复兴的健康母本。(作者:朱大可。本文系为澳大利亚《中国制造》2006年4月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
 
本文题图:苏新平《欲望之海》第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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