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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日志

 
 

朱大可访谈:中国作家是被诺奖幻觉缠绕的一…  

2007-04-19 09:33:00|  分类: 媒体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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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访谈:中国作家是被诺奖幻觉缠绕的一…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竞报专访

朱大可:我是那种很蹩脚的修理工

文/朱钦运

 

                

                中国是一个时间民族,它有的是用来等待的时间


记者:与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品特相比,你怎么看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

 

朱大可:品特是西欧中产阶级沙龙里的佐餐酒,点缀着平淡庸常的晚期资本主义生活。而帕穆克则面对着一个危机四伏的伊斯兰民族,并且要在罪恶的迷宫里搜寻线索。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全部差异。

 

记者:你在《诺贝尔文学奖:一场斯德哥尔摩游戏》一文中认为,奖错过了卡夫卡、乔伊斯、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你怎么看文学大师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关系,是否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朱大可:诺奖无疑是所有文学奖中最好的一种,但它仍然无法战胜自身语种的限定。它必须依赖少数外国语专家的趣味。这使它无法对小语种或第三世界文学做出正确判断;而它的内在游戏规则甚至损害了它对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文学的鉴定,以致至少有一半公认的文学大师与诺奖分离。诺奖的挫败,显示了文学奖的制度性缺陷。这是不可超越的哲学限定。似乎在巴比塔崩溃之后,人类已经丧失了交流最微妙的文学信息的权能。

 

记者:早在2001年,国内有几家出版社都出过名为“走向诺贝尔”的丛书。国人叫嚣“冲向诺贝尔”已多年,可是它带给大众的依然是失望。这个奖似乎成了国人的梦魇,它反复被谈论、被渴望得到,又反复被攻击。你认为这种“矛盾行为”背后,有着怎样的心理机制?部分人将对诺奖的攻击说成是“酸葡萄心理”,你的看法是什么?

 

朱大可:诺贝尔奖是中国作家世界性情结的象征。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在心智上属于区域性作家,但他们却坚持眺望斯德哥尔摩,等待来自那里的电话铃声。这是被提名幻觉所缠绕的一代。我理解他们的焦虑。但这种痛苦注定要延续到下个世纪。因为我看不到有谁能终结这种等待。自从高行健侥幸被游戏规则选中之后,中国作家就被低概率钉死在了耻辱柱上。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是一个时间民族,它有的是用来等待的时间。

 

 

                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是记者的误报

 

记者:去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请问你怎么看他这个观点?你觉得当代文学的现状如何?

 

朱大可:这个观点是中国某记者的错报。顾彬只说几个作家的作品是垃圾。我认为顾彬对德国之声的表述还是很客气的,因为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走向垃圾化的态势日益严重。主流作家的书写能力在退化,而互联网在进行了文学大普及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文字垃圾。我们置身于一个超级垃圾场,并为垃圾的增殖而感到无限欣慰,以为那就是文学的春天。但我曾经说过,那是市场的繁荣,不是文学的繁荣。

 

记者:你怎么看待“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你认为它们的边界该是什么?

 

朱大可:分清这两种文学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不妨在这里提供一套简化的标准: 1、写作目标:它究竟是为文学本身的生长,还是为寻求市场的销量?2、写作状态:是极度的孤寂还是充满了世俗拥戴者?3、写作能力:它提供了原创性文本,抑或只是一种类型化的模仿?但这种标准只是理想化的设定,不能因此认为“纯文学”就是好的,而通俗文学就是坏的。日常阅读经验告诉我们,事情往往恰好相反。失败的纯文学俯拾皆是,而通俗文学却时而能贡献出一点杰作。

 

记者:你曾将退化中的中国文学的自救比喻成“扯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式的谵妄。这似乎对当代文学判了死刑。可是在你去年新出的书《流氓的盛宴》里,你花了大篇幅来写文学。这固然跟你将文学视为研究文化现象的一个因素的主张有关,但是否能说你对它还抱有期望?大文化的领域里你对文学的“有所作为”是否还心存期待?

 

朱大可:在文化框架里研究文学,跟在文学史框架里研究文学,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需要做广泛的意识形态解读,而后者却只是文学的“家内事”。我对文学本身仍然充满期待,因为博客书写将改善论坛书写的糙性,从而优化互联网写作的前景。在后文学时代,博客将提供碎片式书写的全新文本,它们将充满夸饰和反讽的后现代记号,由此为汉语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另一方面,传统写作也将超越市场的焦虑,重新探寻“大文学”的伸展空间。实现这种转变只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对汉语的极度热爱和尊敬。

 

                         大众和精英需要共赢

 

记者:你怎么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他们是那么水火不容的吗?如果这两者是矛盾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朱大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原本是互补的,但目前却充满了尖锐的对抗。随着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大众和精英的距离也日益遥远。整个社会充满了反对精英的仇恨。如果把社会看作一个人,那么全世界就会看到,中国的手脚开始痛殴自己的脑袋。这是多么奇怪的景象!解决的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扩大中产阶级阵营,因为只有这个阶层的价值体系,才能调和精英和大众的分歧。

 

记者:你提出“修正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扶植精英文化的健康成长”的主张来解决零年代的精神危机,请问你认为大众文化该怎样修正、精英文化该怎样扶植?它们该依靠的力量该是什么?

 

朱大可:大众文化具有更大的本能性,它直接表达欲望,却往往跟文明发生冲突,所以需要精英加以引导和修正;同样,精英文化则因衰败而需要得到大众的扶植。大众和精英的共赢,才是这个民族的希望所在。

 

记者:在精英文化缺席的时代,是否因为大众的福利而牺牲作为少数的精英?精英文化是否天然就是正确而不畸形的方向?

 

朱大可:精英不是天然正确的,精英是严重分裂的,他们信奉各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其中可能只有少数几种比较符合大众的利益。今天,知识精英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丧失独立人格,放弃基本的价值底线。大众对精英的失望,决不是空穴来风。

 

                     爱它深切才会感到绝望

 

记者:在你博客上看到过你写于2001-2002年间的诗作《妹妹(往事、梦想和灵魂的献辞)》。这组诗似乎写于你宣布“与文学离婚”之前,那么又如何在几年之后将它翻出,使它呈现在读者面前?

 

朱大可:跟文学离婚,主要是基于一种痛惜。你要知道,只有爱它深切,才会感到绝望。至于你说的诗歌,那是刚回国时做的语词练习。翻出来贴在博客上,无非是一场私人悼念活动。我目击了这个文体的衰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借助自己的书写,缅怀那些光荣的岁月。

 

记者:作为一名批评家,你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颇负盛名;作为大学教授、一名教育工作者,能谈谈你的育人理想么?你觉得应该让我们这代的年轻人了解一些什

么?你怎么处理作为“名人”和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教师这两种身份关系?

 

朱大可:教书只是我的一个饭碗,但从中我能够获得一种乐趣。我们面对的是大批被做坏的产品。我的责任是在教室里对此加以修理,帮助他们找到基本的价值判断尺度。但我无法确认这种努力是否奏效。我是那种很蹩脚的修理工。至于你说的“名人”,我没有这样的自我意识。在教室里,我就一个教书的匠人而已。(原载《竞报》周刊2007年第期)

 

本文题图:《不》(摄影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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