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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日志

 
 

新周刊访谈录:朱大可论“流氓复兴”  

2007-05-15 21:22:08|  分类: 媒体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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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访谈录:朱大可论“流氓复兴”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新周刊访谈录

 朱大可论“流氓复兴”

从“伪流氓”王朔到“精神流民”杨丽娟

  

导语:“假如没有‘流氓主义’,我们的时代将变得多么乏味。我的建议是:把狭义的流氓交给法律,而把广义的流氓交给历史,因为时间会作出最好的裁决。”

 

文/何雄飞

 

王朔复出,“动物凶猛”。杨丽娟追星,“中国病人”。另外一边,郭德纲的“排油”事件和央视叫板,也被骂成“流氓”;而另一个“流氓”宋祖德则早就是娱乐圈的一根“搅屎棍”……

 

2007年,似乎注定了是“乱来”的一年,许多人也因为“乱来”成为了喧嚣的大多数。在文化学者朱大可看来,这一切正好印证了他的观点:“当代中国分为两个社会:一个是国家社会,另一个是无秩序、无信仰、无权威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
朱大可从1994年就开始对“流氓”展开精神分析,他于2006年11月出版的《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一书也可以当作是献给这个价值“分崩离析”时代的一份厚礼。

 

王朔是“伪流氓”

 

在朱大可看来,王朔不是简单的“文化流氓”。

 

朱大可对《新周刊》说,“告诉你一个秘密,王朔以前的小说是比较流氓,但这次正好相反,是在闹‘佯流’,也就是利用世人对流氓的混乱看法,假流氓了一把,闹得满城风雨。但他的《我的千岁寒》本质上却很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逻辑的悖论,他以佯装的流氓姿态,促销了精英文本。不仅如此,他还佯狂、佯病、佯疯,但他的眼神却是警醒的。在他的机锋和聒噪背后,是犀利而准确的文化批判。王朔的智商,远在寻常人之上。他独自一人舌战整个舆论,跟所有的媒体和大众逗着玩,装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但在骨子里,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批判知识分子。”

 

在《流氓的盛宴》中,朱大可专门论述“王朔主义”的诞生。他认为,1980年代末,“流氓先驱”徐星基本终止写作后,王朔取而代之“大红大紫”,一个“北京流氓”的形象呼之欲出: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

 

“大院文化”是王朔的精神源泉,“改革开放”让大院子弟突然失宠,这是王朔们的痛苦根源。王朔的履历正是1980年代社会转型的写照:他从骄傲的士兵,复员成了国营公司的职员,继而辞职成为小贩,游荡在庞大的中国交易市场,他的身份在不断转移与变换,诱发其“身份过敏/焦虑综合征”,并点燃了王朔们的焦虑、怒气和仇恨,从而实施“话语复仇”。

 

知识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沉默,直到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弹劾“流氓”。朱大可说:“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界对王朔文本的读解存在严重误读,它夸大了王朔主义对文化、信仰、道德理念等古典价值系统的颠覆作用,并且无视其在反讽话语方面所获得的创造性成果。”

 

杨丽娟是“精神流民”


“疯狂粉丝”杨丽娟注定会成为2007年文化和社会的焦点。她又如何显影了“流氓主义”的时代脉络?

 

杨丽娟是“中国病人”,朱大可对《新周刊》解释,“她是典型的精神流民、文化流氓,她不仅丧失了旧的学生身份,而且无法完成新身份的自我重建,只能靠依附偶像(歌星)来完成自我描述。她是依附性人格的样板,她的灵魂漂浮在娱乐世界的表层,犹如一堆无根的泡沫。”

 

朱大可在新作《偶像工业的病理报告》中解剖杨丽娟:在娱乐资本操控的年代,偶像及其粉丝彼此渴望、需求、倾诉和抚摸,互致热烈的爱意,这种对偶化的娱乐制度支配着青年的亚文化。这种强大权能,不仅呈现在震耳欲聋的演出现场,而且渗入寻常家庭,改造着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娱乐背后,我们还看见了偶像经济学法则。”粉丝是偶像的消费者,高价购买偶像的商品;而歌星则从中选出最忠实的消费者,跟他们见面、留影和深度接触。杨父以女儿13年青春和全家破产的代价,要求刘德华提供10分钟接见时间,这是单方面的哄抬物价。杨父的自杀不仅破坏了交易的气氛,也危及娱乐市场的游戏规则。刘德华及其背后的娱乐资本,均露出恼羞成怒的表情,因为他们要为此额外支付道德成本。

 

究竟是谁在支配偶像工业?谁煽动了这种不道德的交易?谁在玩弄这个愚蠢可怜的家庭?问责矛头指向了大肆炒作娱乐明星的媒体。朱大可认为,杨丽娟跟芙蓉姐姐是一对孪生“文化姐妹”,她们不仅拥有酷肖的面容,而且拥有近似的精神特征,那就是人格上的极度自恋。唯一的不同在于,杨丽娟是芙蓉姐姐的反转镜,“她们的先后问世表明,病态的娱乐分子正在茁壮成长,成为消费社会的主宰。”

 

把“流氓”交给历史

 

“流氓”是个中性词,朱大可对《新周刊》申明。

 

“我对‘流氓’有明确定义——他是丧失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的立场。这是我‘广义流氓学’的概念。旧流氓概念是狭义的,泛指违反道德习俗和法律条文的人群,也就是犯有‘流氓罪’的人群,这属于狭义流氓的范围,它们可能逼近了道德的底线,但这不是我研究的对象。”

 

朱大可告诉记者,他的兴趣在“广义流氓”,“它们包括流民、游民、流亡者、侠客、隐士和文化痞子等,当代的广义流氓社会,主要由离乡农民、失业职工、异国侨民、知识游民和网络哄客等构成。其精神识别的标记是身份危机、异乡情结、精神焦虑与反叛意识等等。”显然,王朔、杨丽娟归属后者。

 

“流氓主义”往往成为一个时代流行文化的主流。

 

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分析,如果从一个“流氓”的精神成长史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他可能信奉“潇洒主义”。到1990年代,是“酷主义”、“街痞主义”、“厚黑主义”,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成为时代宣言。之后,粉墨登场的是“嫩主义”。2000年盛行“贱主义”、“整蛊主义”和“大话时代”。

 

对“流氓主义”来说,当下也许是最好的时代,朱大可告诉《新周刊》:“广义流氓社会的发育,都是基于主流社会的转型,也就是民众身份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普遍的身份危机,就是流氓主义诞生的摇篮。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性质,为流氓主义的盛行,提供了最好的土壤。”互联网的出现,更导致“流氓话语”有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手段和宽松环境,在丧失了早期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之后,流氓主义或许会彻底堕落到消费主义和市场主义的泥淖。


但对于“流氓主义”,朱大可保持着宽容的态度,他反问道:“对‘流氓’,为什么非要‘对付’?广义的流氓及其流氓主义,是这个社会的有机生命形态,并且已经成为文化颠覆、创造和发展的一种路径。虽然它的弊端令人发指,需要从另外一面(如终极关怀)去加以制衡,但假如没有流氓主义,我们的时代将变得多么乏味。我的建议是:把狭义的流氓交给法律,而把广义的流氓交给历史,因为时间会作出最好的裁决。”

 

来源:《新周刊》2007年5月15号)

 

本文题图:岳敏君《傻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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