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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日志

 
 

财经时报访谈朱大可:一个文化钳工的日常作…  

2007-07-08 14:10:00|  分类: 媒体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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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时报访谈朱大可:一个文化钳工的日常作…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财经时报访谈朱大可

一个文化钳工的日常作业


  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财经时报记者 吴怀尧

 

门开之后,朱大可出现在记者面前:圆脸,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丰富,没有想象中的肃然或张扬。“好多人都以为我是凶神恶煞,有的还把我想象成又高又瘦的电线杆。”他笑着说,普通话里夹杂着些吴侬软语。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被视为中国文化批评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现为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这次他来北京,是作为嘉宾参加中央三套的一档节目。“昨晚在这个房间和一个朋友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五点多,睡了三个多小时我就起来啦。”他拉开窗帘,烧水沏茶。

 

坐定后,我们开始对话,准确地说,是闲聊漫谈。话题涉及某些人或事时,他会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间眼珠必定灵活地转动,说到兴奋处,则是眉飞色舞左右顾盼,在强调某个观点时,双手在空中比划,时不时作出类似拧螺丝钉的动作,让人联想到他的钳工生涯。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个被誉为“文化恐龙”的中年上海男人,时而激情恣肆,时而冷峻沉稳,唯独没有记者想象中的傲慢与偏见。

 

在澳大利亚感觉到压抑

 

1994年,因为一场“不愿详谈的家庭变故”,处于声名鼎盛时期的朱大可辞掉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去国离乡,远赴澳大利亚。7年后他回国定居,就教于大学,又宣布与文学“离婚”。

 

“很难有谁能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接触的人很多,时间一长就会感到不安,我就喜欢一个人,自在、独立。我对婚姻状态不是太习惯。”谈起那次“变故”,朱大可轻描淡写。

 

刚到澳大利亚时,他在一家报纸做主编,不久又离开,然后有一段失业经历。期间,“在建筑工地扛过石膏板,做过清洁工。”此后开过广告公司,还在一家上市公司网站做过媒体总监,但时间都很短。“我想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经验。”他说,最长的一次是在另一家报社做了四年总编,后来又在悉尼理工大学读博,一直到回国为止。“反正就是什么活都干过了,还包括自己创办网站。”

 

网站最初名叫澳大利亚新闻网,后来改成“文化先锋”,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网站关闭的时间比开放的时间更长,朱大可自嘲似地笑笑:“不过没关系,这显得更有趣了。”现在每天上午,他至少有一个半小时在网上浏览各种新闻,从中触摸中国社会变动的脉搏。

 

在澳大利亚定居期间,1999年,朱大可的文学批评集《聒噪的时代》出版,国内文学界惊呼朱大可“复出”了。藏象诗歌论坛版主阳正午说:“他那些貌似瑰丽的批评语体后面,蕴藏着摧枯拉朽的‘原创性’力量。在众声喧哗、扑朔迷离的文化语境中,他对当下文化现象敏锐的洞察和大义灭亲式的批判,更显出了他的难能可贵。”

 

2001年,朱大可回国定居,宣布与文学“离婚”。原因听起来有些令人心酸:“文学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我的期望。”近年,他又陆续出版了《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等著作。

 

事实上,当他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时代,在那些古代器物中寻找、破译和阐释中国文化密码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当下甚嚣尘上的文化现象。他写了不少犀利的文化时评,其中包括对余秋雨散文和张艺谋电影的批评。

 

回忆国外的那段时光,他觉得“没多大意思。”“那个国家对孩子和老人挺好,但是我的母语是汉语,在那里属于少数民族。连越南人和黎巴嫩人都可以歧视中国人。留学的唯一好处,是得到了文化比较的机会。”说起这些并不遥远的往事,他的神色有些黯然。

 

童年经验奠定文学道路

 

朱大可觉得自己童年结束是在17岁那一年,父亲的死让他“突然成熟了”。 1974年7月,朱大可中学毕业,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技校读书。其父是在1975年11月一个寒冷的黄昏病逝的。当时正值“文革”后期,“亲友彼此都不敢来往,人际关系非常冷漠。”说到这里,他两眼向上凝视,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我父亲是民主党派人士,在‘文革’中备受折磨。他去世时,病床前就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四周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他们都逃得很远。”

 

在朱大可的记忆里,“父亲是和蔼的,可亲的,宽容的。”小学时,朱大可和母亲住在一起,并且在母亲执教的学校读书。

 

“我母亲最先是音乐老师,后来改做语文老师了,她很严厉,而且不苟言笑,从来没有宠过我,对我就像对其他学生一样。我对音乐和语文的喜欢,主要是受她的影响。父亲是历史老师,所以我对历史也很喜欢。”父亲在很远的浦东教历史课,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他从来不打骂呵斥我,因为我超出了他的期待。”

 

朱大可的确表现卓越,小学还没有毕业,“已经通读四大名著”。到他十二三岁的时候,父母执教的两所学校的图书馆他全都看遍了。进入中学后,西方古典文学他也过滤了一遍。

 

“这些‘文革’残留的书,被保留得很好,而且传播非常广泛。很多书破旧发黄,封面、书底都没有了,你只能猜它的书名和作者,但我们通常都能破解这种迷案。”朱大可和母亲轮流看书,很多时候通宵不眠。罗曼·罗兰和托尔斯泰的小说,雪莱、拜伦和但丁的长诗,“是我的隐形的精神摇篮。”他神色惘然地回忆说。

 

1976年7月,朱大可技校毕业,被分配至上海照相机四厂担任钳工。“我是做照相馆用的相机,海鸥牌,”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那种大的。”对于一个饱读诗书、喜欢音乐、想做钢琴家、指挥、后来又想当作曲家的少年来说,钳工无疑是枯燥乏味的。他烦做工人,“开始琢磨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1977年,高考恢复。这一年,朱大可21岁,这个年轻人摸不准考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没敢考”。次年,他终于明白,只要上了大学,就有可能逃离工厂,改变工人身份。1979年9月,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我是新三届里面的最后一届。”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的第一志愿是历史系,第二志愿才是中文系。在他看来,文学是自然天成的,完全不需要课堂教诲。“我曾经想考音乐学院,结果这个梦像泡沫一样破灭了。由于父亲的影响,我想做历史学家。”

 

没想到阴差阳错,他“被弄到了中文系”。说起当初为何选择华师时,朱大可告诉财经时报记者,“当时我母亲每月的退休金是70块钱,我们家的房租是25块,还剩下45块,两个人用是很拮据的。那时华师每个月有18块5的补贴,基本上能够解决我的伙食问题。”

 

刚进大学时,他兴奋,如鱼得水,“戴着校徽到处走动”。而且挑肥拣瘦,非常清晰地辨认哪门课重要,哪门课不重要,他觉得教科书上的资讯几乎都是垃圾。为了保持个人自由和知识获得的正确性,他一直在走读,拒绝住校,“不重要的课完全逃掉”。逃到公共图书馆,“从早看到晚上。”

 

现在,朱大可自己成了一名大学老师。当记者询问如果有学生逃课他会如何处理时,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从不点名,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说完后他笑了笑,补充道:“事实上,我的教室都坐满了人。我不需要靠点名来维持出勤率。”

 

老师希望我“戒骄戒躁”

 

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大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独惯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

 

朱大可今年50岁。“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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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文坛:垃圾的工业化生产

  

  □本报记者 吴怀尧

 

《财经时报》:从图书销量上看,近几年80后作家异军突起,你如何看待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你读他们的作品吗?

 

朱大可:他们的书占有了巨大的市场份额,这是市场资本催化所带来的市场价值。人们可能觉得书卖得好,文学价值就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市场繁荣不等于文学繁荣。他们的作品有时我会看一下,文学性大多不足。新生代作家都面临一个严重的瓶颈,那就是如何完成市场价值向文学价值的转型,从市场英雄变成文学英雄。

 

近年我能够看到的这代人,李傻傻(《红X 》作者)是个例外,我想他可能是其中最有前途的小说家。韩寒,我欣赏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文化反叛的犀利立场。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博客写家之一。至于郭敬明,王朔已经有过很好的评判,我就不再多嘴了。

 

《财经时报》:在过去,抄袭是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但今天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你怎么看待这种文坛以及学院论文造假的现象?

 

朱大可:这个是整个社会道德机制瘫痪的结果。国人的道德防火墙不仅没有更新,而且被卸载了。当然,腐朽的道德机制是应当被卸载的,尤其是对身体过多的禁锢。但道德自律的全面崩溃,却引发了另外的危机。

 

《财经时报》:你曾经说中国文学成就最高是先秦,相对于先秦文学,你怎样评价当代文学?

 

朱大可:当代文学,诗歌的成就最高,弱一些的是小说,散文最差。到今天为止,包括中学作文、甚至高考作文的题目,都受杨朔文体矫揉造作、奇酸无比、粉饰太平的风格的支配。这种散文后来被叫做“歌(功颂)德派”,是当代文学的历史性耻辱。一直到现在为止,各大学的校刊,中文系学生写的散文,还继续沉溺在“杨朔体”里。这是令人失望的事情,我认为散文的问题相当严重。

 

《财经时报》:你早期的文学评论几乎把“终极价值”视为最高甚至唯一的标准,并有浓重的基督教神学的价值取向。但你对“后朦胧诗”之后的诗歌评论很少。是不屑于评,还是阅读有限?

 

朱大可:那个时期大约是我去澳大利亚之前,也就是从1988年到1994年这段时间,大概有五六年左右吧,我进入了神学写作时期。写作的母题和核心价值,主要环绕基督教神学,而现在,我转入了新的阶段。中国诗歌总体上是退化的。80年代一度到过一个高点,90年代再次发生退化,整个中国文化都在退化,诗歌自然是小命难保啦!退到现在,好像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所谓的80后写作,根本就没有接过优秀的传统。他们的话语方式,继承的是50年代杨朔、秦牧之类、以及中学作文程式的传统,跟80年代的文学成就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觉得特别可悲的一点。中国文化是断裂式的进化,每一次都回旋到原点,从零重新开始。你说这是悲剧吗?我看是的。

 

《财经时报》:你怎么看待当下的文学生态和现状?

 

朱大可: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出版物很多,看起来琳琅满目,可以拿来吃,但却大多是问题食品。现在也丧失了基本的检验标准。文学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它人间蒸发了,完全不能支撑作家灵魂的内在超越,作家书写的目标只是基础价值,也就是市场和版税,而不是终极价值,甚至不是中间价值。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

 

《财经时报》:你在澳洲修过哲学博士,怎么看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

 

朱大可: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差别,而差别是被蓄意夸大的。简单地说吧,西方古典哲学以康德为代表,强调理性的价值,而中国哲学却是主张感性的,老庄都特别感性,孔子也是这样,这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但是西方哲学后来在尼采那里发生了巨变,突然折回到了感性,用隐喻表达思想,包括以后的现象学。这是哲学内部的革命。但感性应当被限定在文化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理性传统,是建构合乎人性的社会制度的支柱。

 

《财经时报》:诸子百家之后中国就没有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博士,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大可:我同意这个说法,后来出了很多哲学家,但都是阐释者,不是原创者。朱熹、王阳明、以及五四以来的几代文人,像熊十力和牟宗三,都是优秀的阐释者。我本人也是阐释者之一,如此而已。要超越先秦的高度?那是说笑了。

 

《财经时报》:中国作家有很浓的诺贝尔情结。你觉得诺奖是世界文学最高的荣誉和价值标准吗?中国作家离这个标准还有多远?高行健能代表汉语写作的真实水平吗?

 

朱大可:边缘国家都有强烈的诺贝尔情结,渴望被主流国家所认可。相对而言,所有奖项都有自己的缺陷,但诺奖还算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重要奖项。当然它本身也在二流化,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评估。大师们正在离去,世界文坛已经变得空空荡荡。全球文学都面临萎缩的危机,这是因为新的媒体、新的娱乐和阅读方式,已经取代了文学。

 

高行健是个不错的作家,但他不能代表汉语写作的最高水平,这是一个文化隔膜造成的误解。中国大陆作家里,比他写得好的起码有20人,余华、苏童、北村都比他写得好。

 

《财经时报》:外国文学的翻译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你认为现代汉语的发展与翻译家关系大不大?

 

朱大可:当然关系很大。汉语的现代化依赖的不是作家,恰恰是那些出色的翻译家,他们的贡献远远超出作家本身。中国作家的作品,只是他们的复制摹本,比如马尔克斯的汉译本,就是一个被无限模仿的范例。翻译家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成就,超过了作家本身。这些年出版了一千多种文学史,却没有一本提到这点,这要么是文学史编撰者的无知,要么就是他们害怕说出真相。我要再一次强调,如果没有这些优秀的翻译文本,中国文学的进化是无法想象的。

 

《财经时报》:于丹等人通过电视媒体走红的同时,也将大众的视线重新带到了传统文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是否意味着国学的复兴?

 

朱大可:我看这不过是一种有限的文化复苏,还远远谈不上文艺复兴。前两年,新儒学曾经喧嚣一时,他们把孔子和儒家文化作为唯一的核心价值,排斥其他一切学派,这其实就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立场,跟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性解放,相距十万八千里。国学热还好点,它至少还承认有道家、墨家和佛教等多种文化形态的存在。对待孔子,应当以平常心来解读,把他当作一位有趣的老师和朋友,而不要像儒学家那样,把他捧到至圣的地位。

 

《财经时报》:文化和经济密不可分,冒昧问一下,你炒股吗?你怎么看待“全民炒股”的社会现象?

 

朱大可:我从不炒股。但这个问题倒是可以谈一谈。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炒股基本上就是一种赌博行为。由于没有建立可靠的宗教信仰体系,东亚居民成为全世界最好赌的群体,它不仅包括中国人,也包括韩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等等。赌博的原理就是跟上帝、神和自己的命运博弈。没有信仰的人往往会更热衷于赌博。现在的这种股票投机的方式,很能迎合国民的赌博渴望。当然,赌博文化有着上万年历史,早就被基因化,成了一种“基因性行为”,长达半个世纪的无神论教育,强化了这种国民心理结构。跟那些炒股的朋友们相比,我不是赌徒。我在自己的信念里生活。我很早就洞察了我自己的命运。

 

本文题图: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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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朱大可关于“文坛”的部分陈述

 

 

空心的文学(1987年)

  上 http://blog.sina.com.cn/u/47147e9e010002ui

  下 http://blog.sina.com.cn/u/47147e9e010002uh

 

中国麻将的N种玩法(1991)

     http://blog.sina.com.cn/u/47147e9e010002oz

 

肉身叙事的策略、逻辑及其敌人(2004年)

     http://blog.sina.com.cn/u/47147e9e010000qi

 

文化退化与文学断代

     http://blog.sina.com.cn/u/47147e9e010000mc

 

诺贝尔奖:一场斯德哥尔摩游戏(2005年)

     http://blog.sina.com.cn/u/47147e9e010002dn

 

2005中国的文化牌局(2006年)
     http://blog.sina.com.cn/u/47147e9e010002bf

 

中国文化撒娇史:1985-2005 (2006年)

     http://blog.sina.com.cn/u/47147e9e0100037p

 

 

其它重要参考文献:

 

叶匡政:中国作家只是在制造垃圾吗?

   http://blog.sina.com.cn/u/489ab6b001000a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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