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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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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论文学公共性:意见空间的文学丑角  

2008-11-18 10:42:18|  分类: 学术探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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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论文学公共性:意见空间的文学丑角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朱大可

意见空间的文学丑角

 

三种空间的历时性结构

 

就在文学研究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刻,我们却陷入了一个深刻的逻辑悖论:以最没有公共性的方式探讨着公共性话题。这似乎是纠缠学院知识者的最大困境。

 

所谓公共空间的概念,应当按领袖-民众的二元逻辑,分为下列三个理论级位:1、规训(宰制)空间:以古典集权政治(政权或教权)为控制轴心、由大数量民众所热烈拥戴的垂直空间1;2、主导空间:近代知识精英及其民众追随者共同构成的斜面空间,具有某种威权性,但普世的人本价值已融入基础语法2;3、对话空间: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现代市民空间,也就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价值上的中产平民的水平空间3。以上三种公共空间构成历时性的演进过程,同时又成为共时性的理论模板,成为我们描述现代社会的基本模型。其中,规训(宰制)空间最为悠远,可以径直上溯到秦帝国时代;主导空间虽然源于古希腊城邦社会,但却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发育成熟;而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则是公共平台发育的现代形态,描述着战后德国及其整个西欧中产阶级社会的基本面貌。

 

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发育线索,经历了从第一时期向第二时期的转型。而我们现在正处与这两种形态的混合型之中,距离哈氏模型还路途遥远。基于中国的现实语境,简单照搬哈氏理论,只能引起更大的学术混乱。

为此,我想从一些现实公共事件出发,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形态、以及作家在公共领域的言说危机。

 

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文学参与公共生活曾经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政治运动的焦点。从对胡风、丁玲、冯雪峰的批判,到反右斗争和文革,在所有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是被宰制的。作家是道德的负面象征,并总是沦为被操控的威权政治的祭品。作家不仅受到精神性重创,而且整个生命都遭到粗暴地击打与制裁。丁玲被放逐北大荒,侥幸活到1980年代,而更多的作家如胡风之类,至死都是人格卑微的罪人。他们的佝偻背影,映衬着乌托邦彩虹的瑰丽造型。这是中国式规训空间的基本形貌。

 

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文学开始在公共事件中第一次扮演了积极自主的历史角色。进入“新时期”之后,作家进一步成为公共心理安慰师,向民众提供各种话语药物,以治疗文革带来的严重创伤。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家加入了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的探讨,以“铁肩担道义”的方式,向民众发出了不倦的召唤。但毫无疑问,文学的这种公共性,不是民主理性的公共话语交往的结果,而是批判知识分子单向灌输的结果。它的资讯正确性,不能掩盖其作为主导空间的基本特征。

 

1992年第二次改革开放,导致批判知识分子的严重边缘化。消费社会迅速发育,市场价值上升为最高价值。而文学研究在发出一声“人文精神”的叹息之后,便龟缩回学院深处,接受教育评估指标的规训,成为制造学术垃圾的庞大机器。无独有偶,文学创作日益丧失社会批判性,甚至缺乏基本社会观察力和表达力。文学的公共交往能力发生严重退化。中国社会的畸变,不仅打断了向对话空间进化的进程,反而向规训空间急速退行。

 

第四空间的诞生

 

就在规训空间复辟和批判知识分子退化的同时,鉴于数码技术的发展,从21世纪零年代开始,一种有限的意见空间逐渐形成,互联网民众代替了作家和批评家的角色,成为发表公共意见的最大主体。这是对批判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否决。新型的意见主体是广泛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大学生和职业复杂的青年市民等多重社群,他们之间有着全然不同的趣味和价值取向,却在匿名表达意见方面具备共同诉求,而这正是意见空间诞生的摇篮。

 

在意见空间尚未形成之前,国家叙事曾经是唯一的声音,它垄断了全部公共意见,尽管破绽百出,却不必担心来自民间的挑错行为,因为民众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基本媒介(平台)。所有的公共声音是被严密过滤和修正的。他们的零星看法,被限定于街谈巷议的卑微范围;而它们之被引用,是因为完全符合规训者厘定的尺度。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种图景,它向民众提供博客(私媒体)的精致平台,从而把中国推入“有限的意见空间”的大门。

 

有限的意见空间,无非就是意见空间的某个初级阶段。它跟哈贝马斯的定义完全不同。在诸多方面,中国社会都已越出西欧和东欧的演化轨道。在尚未完成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社会公正、个人尊严等核心价值建构的情况下,中国公共空间开辟出了自己的独特路径,就其本质而言,它介于规训空间和主导空间之间,同时又被数码科技赋予了民主化的清新面容。

 

这种意见空间的基本特征是:1、就意见主体而言,各种民间意见在互联网上出现和流传,监督着政府及其官方文人的言行;它同时拒绝了国家威权和知识精英的规训与主导;2、民众的意见表达显示出精神分裂的表征,它在理性与非理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之间剧烈摆动,它一方面探求公共事件(如华南虎事件)的真相,同时也无力自我过滤攻击性语词,使民间批评染有浓厚的暴力色彩;3、意见发表权的普及化,导致了意见数量的大规模繁殖,而意见个体则往往会被这种群体声音所湮灭,形成互联网时代特有的“广场效应”;4、民众意见的发布空间,受到“敏感词系统”的严密呵护,不仅如此,数量庞大的网评员以普通网民身份制造舆论,干预和引导着公共意见。互联网管理者的这些创造发明,对中国意见空间未来走向,产生着微妙而深远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意见空间是“数码技术民主”带来的伟大成果。“意见主体”曲折地繁殖起来,以匿名和隐身的方式,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这是旧的规训空间所无法想象的事变。我们应当正视中国转型社会的这种进步。

 

在意见空间的初级阶段,基于民众语文水准(阅读和书写)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叙事开始丧失原有的威权优势,变得捉襟见肘起来。民众由被规训者转型为评判者,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分野。民众不仅是找乐子的专业哄客,也是严肃追寻真相的业余侦客。他们放肆地点评文官的行藏与言说,探查其中的逻辑错误,给他们的“作文”打分,高声嘲笑其修辞水平的低下。这已经演成2008年民众娱乐的重大项目。仅以“俯卧撑”为例,这个“关键词”的表演空间,从最初的语词范围,一直扩散到图像和行为艺术,成为当年中国文化语词的最高代表。

 

意见空间里的文学丑角

 

面对早期意见空间的网络舆论,作家的言行变得岌岌可危起来。作家针对公共事件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正在受到民众的密切监督。那些伪饰过度的国家修辞变得可笑起来,沦为大众的日常笑料。

 

不妨以轰动一时的“余王事件”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名的散文作家余秋雨,其叙事模式完全依赖于单一和单向的点对面传播。在经历书写、出版、印刷、销售和阅读等诸多环节之后,这种叙事完成了精神诱导的目标。在90年代中期,精英作家跟零度反省的受众组成主导空间,它与80年代的唯一差别在于,市场开始参与其间,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 

 

正是基于这种“精英+市场”模式的支撑,余秋雨可以肆无忌惮展开眼泪叙事,不必有任何黄雀之忧。余式眼泪最早闪现在《文化苦旅》4里,被成功地嵌入敦煌爱国主义框架,俨然是一堆廉价的蕾丝花边。这种煽情策略当时并未遭到读者质疑,反而被中学语文教材推崇为散文样板,由此营造出所谓“新语文”的酸腐气味。

 

但余秋雨没有意识到,在地震时代,整个文学状况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作家的公共言说,面对着意见民众的严格探查。眼泪修辞(《含泪劝告地震灾民》)5,无法继续忽悠有头脑的民众,反而暴露了这种道德抒情的伪善属性,令作家本人沦为过度表演的文学丑角。在这场话语战争中,中国网民显示了某种进化特点——对廉价的眼泪叙事的警觉和鄙视。

 

跟余秋雨发表在博客上的粗陋文章相比,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坟墓抒情《废墟下的自述》,似乎具有更鲜明的“文学”特点。它是一篇所谓古体诗词,以“江城子”的词牌写出,“悍然”发表在2008年6月6日齐鲁晚报的“青未了”副刊上6,乍一看是对汶川大地震的一种道德反响,其实却是借公共事件之题所发挥的政治表演,旨在以拟人(拟鬼)手法向威权发出礼赞。

 

这显然是当事人的惯用手法,也是官样文学的历史常态。鉴于那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此类文本从未遭遇过戏剧性的事变。但在汶川大地震期间,肉麻的“马屁文字”,竟然被嫁接在死难者身上,从而引发网民、时评家和媒体的愤怒抨击,迅速演为重大的公共事件,就连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都被迫出面宣称王诗“内容不妥”,并称“作家应该遵从起码的社会公德”7。这是官方机构第一次公开批评自己的地方成员,被舆论界视为作协自我进化的一种努力,同时也暗示着一种重要的变化——意见空间不仅已经诞生,而且开始实施其良好的民主监督功能。作家的公共言说,必然要经受这种道德问责的洗礼。

 

意见空间的文学挣扎

   

中国意见空间的形成,有着资讯-娱乐时代的宏大背景。该时代企图把所有的文化都变成具有娱乐属性的消费品。这是文学所面对的温存敌人。它要从消费主义的角度考量文学,并对文学的命运做出严厉的判决。

 

我们已经看到,从90年代第二次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文学期刊开始大规模萎缩,除了《收获》这样的孤例,绝大多数杂志都已走向事实性消亡,尽管它们都在苟延残喘,却基本退出了阅读-传播的链索,成为一堆失效的废纸。在互联网提供的交互性模式兴盛之后,单向传播的文学日益衰败,而文学进入公共空间的路线图,需要被彻底修改。

 

在这样的混乱年代,我们时常会看到下列楚楚动人的场景:基于诗歌边缘化的困境,一些诗人开始以更极端的行为艺术方式,激励民众对诗歌的关注。在上海,有人设立“撒娇诗院”,指望把80年代先锋口号“撒娇”,变成消费时代的符码狂欢的对象;在广州,有人在大街上派发诗歌传单;而在北京,有人在“保卫诗歌大会”上公开脱裤裸身,表达被公众冷遇的焦虑,结果被海淀区公安分局拘留审查;有人举办文稿拍卖会,以托儿的方式制造高价收购诗稿的假象;更有人以论斤出售诗稿的方式,逼迫公众对诗歌进行市场估价,由此引发了纸面媒体的惊诧8。这是文学谋求公共化的诸多例证。它们以一些古怪的交互方式,喊出了召回公共性的无限渴望。

 

在意见空间的时代,无数文本以文学的名义涌现在互联网上,其数量已经在全球占90%以上。中国是文学类文本的最大生产国,每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制造着文化垃圾。这些大数量的口水文本可以公开阅读,完全具备进入公共空间的各种可能性,但事实上它们又彼此践踏和淹没,以致那些真正的杰作,根本没有脱颖而出的机遇。一些文学天才就这样遭到彻底的忽略。这就是我反复谈论过的“广场效应”——当许多人在广场上同时发出叫喊时,每个人都会成为他人的地狱。云南诗人余地的命运,显然就是一种沉重的警示。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诗人,他在互联网平台上奋然书写,企图超越这个喧嚣的时代,却在最后一刻沉沦下去,以自杀方式宣告了永久的挫败9。这是文学公共化努力的一种悲剧,它向我们宣示了文学自身的精神痛楚。如果我们没有力量去改善意见空间的游戏规则,这样的悲剧必将被不断重演。

 

文学的公共性突围

 

作家的不当表演和自我丑角化,为意见空间提供了戏剧性元素。但在另一方面,作家的正面介入,也会面临批评家和民众不当围攻的窘状。阎连科的《风雅颂》10就是一个最新的范例。该小说是作家试图以文学样式介入社会批判的范例。它以荒诞的技法,反讽了中国高等院校的黑暗现实。小说摆出强烈的公共干预的姿态,企图修复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功能,但却遭到了严厉斥责,称他对北大的“影射”,是对该校名誉的“诋毁”。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场面,作家的正义叙事,面临着利益相关者的围剿,而这才是对文学价值本身的诋毁。在意见空间的喧闹广场,文学的公共言说,充满不可预料的风险。这就是文学干预公共生活的昂贵代价。

 

另一个更具样本意义的例证,来自北村的小说。这位杰出的作家,早在90年代就放弃了先锋小说的纯文本叙事,转而从基本的道德和宗教立场出发,向最简单质朴的书写还原。他的长篇小说《愤怒》11,描述一个“罪犯”的心路历程,成为本土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却在其出版后遭到了民众和批评界的冷遇。小说所具备的高度公共性,面对着市场公共尺度的打击。这是文学在公共性方面遭遇挫败的证据。汤因比所描述的精英引导民众的时代,早已随风而逝。

 

中国民众正在日益丧失对文学的感知力,他们把文学当作类似电视剧一样的低级娱乐产品。这是公共性尺度变化所造成的困境。娱乐性成为衡量一切精神产品的主要尺度。凡是达标的作品,就能够获得公共社会的关注,被大肆购买、阅读、谈论和报道,荣升为公共话题的中心。而那些直面社会黑暗和人生悲苦的杰作,却要接受边缘化的刑罚。

 

文学公共性的逻辑反题

 

基于互联网进化和大众对文学的渴望,聪明的书商打造着大批畅销书作家。他们利用文学读者的低幼性,在制造一些消费符码的包装之后,把那些毫无文学价值的作品,推销给不成熟的阅读市场。导致垃圾读物以文学的名义大肆泛滥。出版商甚至在中国作协大楼租用会议室,以作协名义召开研讨会,以高额“红包”为诱饵,吸引作协官员、评论家和媒体记者到场,制造主流文学界“拍手叫好”的假象。大众读物在这种伪公共空间里迅速繁殖,向世界提供“文学”具备“公共性”的伪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作协则不得不向那些畅销书作者打开门户,以证明其完成了自我换血更新的程序。但在丧失对作品优劣的判断力之后,作协官员根本无力做出正确的甄别和仲裁,以至某些充分具有“公共性”却又毫无才华的青年作家,成为作协引为自豪的伟大标志。这种可笑的场景,被批评者当作质疑作协体制的有力依据。

 

消费主义制造的垃圾化效应,迫使我们反思文学过度谋求公共性的立场。在经历了文学被市场遗弃的痛苦之后,我们已经获知,仅仅以销售量、点击率和票房来衡量文学的优劣与否,非但不能拯救文学,反而会更彻底地断送它的前程。文学的公共性,恰恰在于它的非公共性,也即起始于作家最孤独的反思。只有精神孤寂的作家,才有望喊出普世的大音。

 

当年置身于规训空间的陈寅恪,断然拒绝学术合作,在其风雨飘摇的晚年,全力书写《柳如是别传》12,炮制了一个没有多少公共性可言的研究文献,但正是这种行为本身,却制造出最大的公共价值——为80年代主导空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卓越榜样。这无疑是深刻的逻辑反论——只有从拒绝公共性的立场出发,坚守文学的孤寂性,才能最终回归到公共空间,完成弘扬普世价值的艰难使命,为超越话语狂欢的意见空间,进而迈向更高形态的对话空间,营造一座平坦坚实的阶梯。(本文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杂志2008年第6期)

 

 


 

1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城等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参见《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参见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

6王兆山:《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7 参见2008年8月7日《新京报》。

8 参见2007年07月19日《华商报》:《先锋诗人“论斤卖诗歌” 自称是为传播理念》

9参见《余地诗选》和随笔集《内心:幽暗的花园——一个心灵的秘密札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 阎连科:《风雅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 北村:《愤怒》,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12 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本文题图: 韦尔申《麦田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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