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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日志

 
 

南方都市报采访:朱大可的红皮书  

2008-03-05 16:04:00|  分类: 媒体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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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采访:朱大可的红皮书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南方都市报采访

朱大可的红皮书

参与现实并试图修正,我总是为此头破血流

 

[南都报按语]

   从澳洲回国后,朱大可就宣布和文学“离婚”,转身奔向了文化批评的怀抱。他声称这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在面对自己心爱之物败亡后的无奈之举。此后他一直唱衰中国当代文学,从批评“文学叫春时代”到去年抛出“中国文坛是大垃圾场”,他断语中国文学整体进入冰川时代的颓势已经无可阻挡。这种激烈的批评方式被反对者称为“话语暴力”,但人们也无法否认其警示作用。

  今年1月朱大可推出了自己的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与《流氓的盛宴》和《话语的闪电》相比,这是一本切近个人记忆的书。在书中朱大可以他一贯富有感性和暗喻的朱氏语言,以一种甜蜜与苦楚交织的复杂情绪回顾了自己生长的红色时代。从中读者或可窥见朱大可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朱大可,或者说一个“文化恐龙”形成的必然性。

 

“红皮书”是历史反讽,是意识形态代码

 

南方都市报:《记忆的红皮书》汇集了你20年的文章,和《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比,你如何定位自己的这本新集子?为何以"红皮书"命名?

 

朱大可:相比《话语的闪电》和《流氓的盛宴》,这本小册子的风格可能更加柔软一些,因为它部分地指涉了记忆,而记忆通常是人类最柔软的器官。“红皮书”是一种历史反讽,它不是外交辞令的集合,而是关于毛时代及其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代码。它是个人记忆,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映射。当然,本书里还有一些其他部分跟记忆无关,而是哲思的结果。

 

南方都市报: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讲述你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的红皮书"一辑。"大革命"时代的邻人、痴迷音乐、秘密的读书、零食和鸡血针,轻快的笔法给文革那个惨烈的时代留下的却是一种充满童趣的印象,这样写是否有意为之?

 

朱大可:60年代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是双重性乃至多重性的,它是狂欢和苦难的复合体。我的记忆试图还原这种彼此矛盾的经验。这是今天许多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在单一思维的教育下,人们只学会了线性的逻辑,而不懂得生活本身是无限多样的,甚至是自我悖反的。

 

南方都市报:在书中你说自己的"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那个年代给你留下最深的影响是什么?独立、批评的性格与那段经历有关吗?

 

朱大可:那个年代不仅塑造了独立和自由的立场,更塑造了对美好事物的敏锐的感受力,我甚至养成了一种对事物完美性的近乎苛刻的欲求。这可能正是我的弱点所在,因为它直接造成了批评尺度的严苛性。

 

批评只是理性的陈述,而不是一场话语斗殴

 

南方都市报:对于你头上的"文化恐龙"、"酷评家"的称谓和"语言暴力"的指责,你内心是怎么看待的?你希望自己是一种犀利尖刻、胆大"妄言"的批评者形象吗?

 

朱大可:外部的评价很重要么?在我看来,在充满各种文化误读的国度,对我误读是很正常的事情。另一方面,尽管文化批评是无法避免暴力的,但我总是在探求这种暴力的限度,也就是尽其可能地把它界定在对现象、作品和事物的范围内,以避免对人本身造成伤害。在中国,说出真相是需要勇气,但如果这种文化批评对人产生意外挫伤,我将为此感到抱歉,因为那并不是我的初衷。批评只是理性的陈述,而不是一场话语斗殴。

 

南方都市报:你说中国当下的批评在迅速地垃圾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朱大可:文学批评正在被学院自闭症和红包软骨症所腐蚀,变得臭气熏天。这是高校腐败和文学市场化的双重效应。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媚政的文字,以所谓文学批评的名义粉墨登场。这是文学批评家丧失独立性的典型症状。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个批评家,只阐释和批评,是否有"光破不立"之嫌?如何使批评具有建设性?

 

朱大可:“阐释”是一个很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尽管我的阐释工作还处于初级状态,但就“阐释”本身而言,它正是文化建构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建构。比如老子阐释“道”的本义,由此创立了道家学说。从阐释活动中,诞生过那些人类最伟大的智者。阐释是一切思想体系的起源。此外,“批评”这个语词,似乎也一直在经受“毛语”的误导。人们总以为它是“专指对错误和缺点提出意见”(见商务版《现代汉语辞典》)。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批评的本义就是阐释。当批评者展示立场和探求是非时,也许会产生某种话语暴力效应,但这不是批评的本性。批评的本质是对事物的价值进行辨认,并就此探求人本主义的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批评是阐释的同义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济大学成立了文化批评研究所,这个名称向公众明确表明,“批评”不是责骂,而是一门严肃的学科。

 

与其天天面对着病床和坟墓,不如掉头离去

 

南方都市报:你为何从文学评论转向泛文化批评?对于当下中国,文化批评的价值在哪里?而在2001年宣布跟文学"离婚"之后,为何这些年里仍一再对文学发言?

 

朱大可:对于我这样的完美主义者而言,看见所喜爱的事物的败亡,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与其天天面对着病床和坟墓,不如去掉头离去。尽管泛文化也在剧变之中,但基于它具有更广阔的视野,能够为我们的提供更丰富的分析元素。

 

南方都市报:从剑、玉等器物入手阐释中国文化和历史,能否谈谈你的研究理路是怎样的?

 

朱大可:我的文化守望主要分为两个向度:一方面是当代文化的价值辨伪,一方面是古典文化的传承和复苏。这是一个钱币的不可剥离的两面。它们看起来具有很大的时间跨度,但其实却是同一种生命体的不同容貌而已。铁剑、铜鼎、玉佩等器物,是我们进行文化阐释的起点。它们是一些重要的文化结核,可以从中分离出大量人本主义信息。选择这些器物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它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阐释空间。但我的阐释并不仅陷于器谱,在我的计划里,它还应包括神谱和情谱等其他几个系列。这是一种节奏缓慢的工作,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四年,也许到后年才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成果。

 

南方都市报:从春节风俗到奥运主题曲,从简体字到文坛,你对各种当下事件都发表批评。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参与现实?会不会担心这些即时批评不能拥有长久的价值?

 

朱大可: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研究可以规避当下的文化进程。知识分子不应当是文化鸵鸟,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就以为世界不复存在了。参与现实并试图修正它,这是我的理想,但似乎总是为此头破血流。此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危险,那就是这类即时批评有可能变成垃圾,跟你所谈论的事物一起迅速消逝。连上帝都在掷骰子的年代,我们被无数隐秘的概率所支配。我们无法保证所有的信念和言论都能成为永恒。

 

南方都市报:去年你提出中国文坛是一个"大垃圾场",被列为2007年十大文化事件之一。在重要作家仍然不断推出新作的当下,你是怎样评判当前文坛成绩的?

 

朱大可:你所的那些重要作家,虽然还在书写,但大多数人水准在大幅下降。这就是我说说的集体衰退期的到来。这种衰退既是个人生命周期所致,也是整个文学气候恶化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狂飙期已经流逝。文学冰川的纪元已经到来。当然,不排除还会跃出个别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超越文学败落的命运,向我们发出热烈的呼唤。这不仅是一种可能,它甚至就是一种事实,例如去年自杀的云南诗人余地,就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此外,我和我的同事们还在关注其他几个孤独的书写者。他们的确在制造文学奇迹,但这种孤寂的事实,不能扭转文学衰败的总体性态势。

 

南方都市报:中国作家或文化人的原创力尤其缺乏吗?如果说汉语文学面临危机,那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朱大可:在一个以金钱为最高价值的消费型社会,文化丧失了自身的尺度,它的败落是不可避免的。垃圾文化,或者说垃圾化的文化快餐,是消费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它具有“用过即扔”的特点。用这个简易尺度去衡量文化产品,你将发现大多数事物都具有这种无耻的属性。汉语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作家的书写状态基本受到市场的控制。当然,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中国作家普遍的信仰空白。内在的坚定信念,是原创力和文学进化的源泉。这个意见,我早在20多年前就已明确陈述过了。

 

南方都市报:最近媒体热议的作家当官和官员写作现象,你是如何看的?

 

朱大可:作家当官的故事,我们已经听过许多回了。中国文人的乌纱帽情结,是一个深远的历史传统,我们显然无法阻止这样的事变。但如果作家都去当官,文学死亡的时刻表肯定会被大大地向前修改的。我无法想象,一个体制内的官员,能够流畅地表达内心独立的声音。当然,文人和官职结合之后,官方文学的队伍倒是会日新月异的。

 

南方都市报:你提出新媒体文学作为未来文学的希望。如何理解新媒体文学?媒体的变化对文学的实质有何影响?

 

朱大可:我理解的“新媒体文学”,超越了字词和平面书写的媒介限定,而是把文学的要素(叙事和抒情等),扩展到新的媒体上去。在我看来,广义的文学,除了字纸印刷物外,还应当包括影视、游戏和短信等等。文学的灵魂只有飞跃并寄居到这样新媒体上,才能维系自己的生命,并制造出新的生机,否则就只能老死在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的门槛上。

 

南方都市报:怎样看当下的传统热?国人非要从传统中才能寻找自信吗?

朱大可:修复历史传统是需要的,因为这是文明进化的必然程序,但目前的问题在于,第一,知识分子和民众大都没有区分精华和糟粕的能力,有人甚至热衷于把作为奴才人格象征的磕头礼仪,当作文化精髓来大加弘扬,制造了多场文化闹剧;第二,对旧文明的精华部分缺乏正确的阐释,而代之以庸俗化的歪解,第三,把“国学”上纲到“文化安全”的意识形态高度,成为保守势力反对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借口。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倾向,如果不能予以矫正,将酿成一场新的文化灾难。

 

我既不是精英,也不是大众

 

南方都市报:你曾说,没有非主流的"流氓话语",文学艺术就会面临枯竭和死亡。按照这一说法,当下网络话语的高度活跃,网上种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反讽隐喻嬉笑怒骂言辞的大量涌现,是否预示一个文学艺术充满创造力的未来呢?

 

朱大可:流氓话语曾经在上世纪80~90年代照亮过中国文学的前景,他们的代表分别是王朔、徐星和王小波。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文学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国家主义话语,而流氓话语恰恰是分解国家话语的犀利刀具,但在21世纪,随着国家话语的威权性的衰落,流氓话语正在逐步丧失其革命性的价值,甚至走向它自身的反面,成为建立新的普世价值的障碍。


南方都市报:你着力于对话语的研究和阐释,从话语中能窥视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秘密吗?

 

朱大可:我研究的对象不仅是话语符号,而且包括所有那些具有深度语义的各种视听符号。从那些符号中我们可以阅读、破译和阐释出社会的完整面貌,当然也包括这个时代的各种秘密。例如,我们仅仅从梁汤的一个床戏镜头里,就能窥见21世纪初叶中国人的集体欲望。

 

南方都市报:曾有批评家认为,你虽然使用后现代的方法,但你还是站在精英的立场说话。你怎样看?如何弥合当下中国精英与大众间的裂痕?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朱大可:在当下的转型社会,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变得岌岌可危。但这种知识精英与大众的裂痕,是被蓄意挑拨出来的,是一场典型的文化阴谋。他们之间的和解,只能取决于中国各阶层的理性对话。但在以匿名为特征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对话会变得非常困难。我既不是精英,也不是大众,而是“第三只眼睛”。我一直试图保持这样一种独立的立场,并且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以内在的信念为轴心,时而仿佛精英,时而又犹如大众。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大致应当如此。


南方都市报: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朱大可:在写作以外的其他方面,我都很笨拙。所以,写作,就是我唯一的计划。

 

南方都市报采访(2008年2月24日)版面链接: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8-02/24/content_391570.htm

 

杰夫说明:本访谈发表时采用的标题是《参与现实并试图修正,我总是为此头破血流》,本博转载时另加了主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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