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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五四的天真叙事和政治美德  

2009-04-30 22:05:00|  分类: 历史解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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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五四的天真叙事和政治美德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朱大可

五四的天真叙事和政治美

 

“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纪元,向我们宣叙该事件的宏大意义——中国现代青年大步登上民族舞台,不仅如此,五四还是一种革命运动的“元叙事”,决定了中国此后百年的政治范式。它是激进运动的不朽样板。但只要重新反思五四遗产就能发现,在行使正当政治权利的过程中,学生们露出了自身的双重弱点:暴力诉求和政治天真。这两种互相关联的症状,构成了早期“愤怒的青年”的精神特征。

 

鲁迅发表于1918年《狂人日记》,出现过下列戏剧性文字:“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这种关于乡绅“赵家”与“狗”的狂人叙事,犹如诡异的谶言,暗示了次年五月四日发生于北京“赵家楼”的“政治动乱”。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被突然推入公众的视界。“愤怒的青年”从和平示威突然转向暴力攻击,抄了曹的卧室,践踏“银耳”之类的珍贵药物,继而痛打“赵家的狗”(化装成日人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日本记者以及曹的仆人),纵火焚烧了整所楼房。据说章被送至日本医院,身上受伤达56处,差点被“革”掉了“狗命”。按今天的刑律,殴打者或可判刑数年。而赵家楼的火焰,就此成为“五四精神”的伟大标记。

 

“五四叙事”的关键词是:游行示威、赵家楼、火烧、痛打、游行示威、青年大学生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语词部件被逻辑地组装起来,成为支配20世纪中国政治叙事的“元语法”。爱国主义无疑是中国民族现代性的伟大起源之一,而示威游行也是抗议群体的天赋权利,但它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基因型缺陷——在各种“社会正义”的名义下,人们可以任意实施话语和肢体的双重暴力,这就为50年后的红卫兵运动,提供了坚硬的历史遗产。梁漱溟先生早就犀利地指出,这是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的恶习,国民的这个毛病一日不改正,将一日不能运用民主的政治制度。

 

愤怒的五四青年,不仅受到肾上腺素的热情支配,而且在外交上也露出稚气的表情。他们采取“拥美反日”策略,指望在美国支持下抵抗日本人的对华扩张野心。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如此形容说:“世界上可能没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抱着如此大的希望。”学生们在大街上高喊“大美国万岁”和“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而其抗议书更是充满对美国人的天真愿望——

 

“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煌煌宣言,及威尔逊总统几次演说,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帮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念贵我两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与中国学生的“天真叙事”形成讽刺性对比的是,为了在国联问题上获取日本支持,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亚得里亚宣言”,表面上谴责出卖中国利益的英日秘密条约,背地却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把山东秘密出让给日本。前袁世凯政治顾问莫里循洞察了美国人的阴谋,在其日记里痛切地写道:“威尔逊总统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捉弄了中国人,无情地愚弄了他们。”是的,在五四运动时期,天真的学生(民众)和政府一同遭到了愚弄。而这场火烧事件最终成了可悲的历史诅咒:此后近百年之间,在诸如农运、内战、反右、四清、文革以及其后的各场运动中,青年学生从未摆脱被各种势力愚弄和利用的命运。

 

徐世昌-段祺瑞政府,一个建立在不充分民选基础上的合法政府,流露出浓烈的外交软弱色彩,但同时也显示了某种内政宽容的特点。当时徐世昌派警察保护曹汝霖,并指示“勿要携带枪支警棍,要文明对待!”于是警方一直保持“宽厚的中立”,只是在火烧后才接到镇压命令。但被捕的32名学生很快就“不经审判而保释”。整个示威过程中没有任何人遭到枪杀。唯一被查出的“五四英烈”郭钦光,死于晚期肺痨、大量咳血及失血性休克。赵家楼主人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说,“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面目伪善的陈辞,但我却更倾向于把它视为一种宽容精神的表达。

 

更值得留意的是,正是这个被世人斥为“软弱”的政府,最终遵从民意,摘掉了“赵家”曹汝霖及其“走狗”章宗祥和陈宗舆的顶戴,并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胜利成果,不仅取决于民众的普遍呼声,也取决于政府的忍让、妥协和自我纠错(这种退让政策此后经历了多次反复,暴露出“武人政治”的不稳定状态)。在国内政治关系的框架里,“软弱”是一种令人尊敬的政治美德。而这种以和解为主题的对话模式,便是现代政治管理的轴心。

 

五四运动之所以变得如此伟大,就在于它提供了来自两端的重要经验:在实践正当的政治权利诉求时,“愤怒的青年”(民众)需控制“文化肾上腺素”,放弃话语和肢体暴力,改善易于被愚弄的精神弱点,成为具有政治理性和对话智慧的责任主体;而另一端则需学会容忍、倾听和接纳民意,放弃城管式的“威权思维”,以开明的姿态实施大赦。90周年的“五四”,不应继续充当暴力对抗的革命样板,而应成为政治和解的卓越启示。

  

本文题图:李桦《起来》(怒潮组画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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