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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日志

 
 

经观报采访朱大可:“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2010-07-22 20:09:00|  分类: 媒体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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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经观报采访朱大可:“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为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采访报道 本文题图:钟飙《私生活》 杰夫上传并管理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为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采访报道 本文题图:钟飙《私生活》 杰夫上传并管理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为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采访报道 本文题图:钟飙《私生活》 杰夫上传并管理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为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采访报道 本文题图:钟飙《私生活》 杰夫上传并管理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为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采访报道 本文题图:钟飙《私生活》 杰夫上传并管理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为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采访报道 本文题图:钟飙《私生活》 杰夫上传并管理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为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为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采访报道 本文题图:钟飙《私生活》 杰夫上传并管理  

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为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采访报道 本文题图:钟飙《私生活》 杰夫上传并管理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为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采访报道 本文题图:钟飙《私生活》 杰夫上传并管理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为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采访报道 本文题图:钟飙《私生活》 杰夫上传并管理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 万晓晓采访报道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本文题图:钟飙《私生活》

 

的多样性,也应该得到保护,它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它总是跟区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脉断裂了。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没有家园感。上海话太难学了。但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批“移民”进入上海,打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但现在的新移民却无法做到。 朱大可:那时的移民比较有整体性,从苏州、宁波、苏北等地整体搬迁过来的,有很强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团生活,互相取暖。现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些年上海接纳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察报:舆论对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颇有微词,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认为穿睡衣有什么问题,睡衣也是一种衣服,有人爱穿着它招摇过市,那是个人的趣味和选择,跟道德伦理无关,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无关。 “睡衣诘难”转移了上海人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对外地人的地域歧视。这种歧视是跟对洋人的崇拜相对应的。当然,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就应当彻底消除对外省人的敌意。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韩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欢韩寒。韩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却是上海的优秀市民。上海市政府应该给他颁发“优秀市民”的荣誉称号。韩寒这样的青年多一点,上海的公共形象就会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声我也喜欢。他在商业运营上很像陈逸飞,但愿他不会变得更像余秋雨。 “大众化”不等于“粗陋化” 经济观察报:一座城市对上海作家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 朱大可:的确很大,他们完全沉浸其中,而没有超越的能力。除了王安忆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上海作家没有写过超越地域性的作品。他们不能利用地域文化优势来进行人类叙事,只是一味沉湎于自己的细琐感受,胸怀局促,格调低浊,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市民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更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作家”。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的作家身上似乎没有这种地域烙印,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现在作家气质和地域的关系越来越弱,作品里的地域气息越来越淡。这其实并不好,因为它从一个极端,又摆动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这样的:在打开一本小说时,总希望能看到异域风情,发现有地方特色的奇妙事物。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格局里,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但因为是瞎掰的,所以就很浅表,甚至很虚假。现在流行的基本上是文化快餐,不需要思想、信仰和文学技巧,看完就扔。严格地讲,这不叫文学,而只是“类文学”读物。比如说那些类型小说,像魔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等。 不过,这些小说是有大众市场的。现在谁愿意看一本很厚很严肃的书呢?都是快速阅读。基于一种对生活的严重焦虑,人的工作节奏很快,因为必须要尽快赚钱,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我们的文化作品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朱大可:不能把“大众化”跟“粗陋化”划等号,这是对文化消费者的羞辱。他们的文化权利遭到了鄙视。现在很多读物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我们需要打造优质的大众读物,并培养出大批有文化修养的青年读者,而不是向垃圾化趣味投降。狄更斯的小说就是畅销书。他拿着小说到处去朗诵,台底下坐着上千名妇女,随着他的故事垂泪和欢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认为,大众读物应该向纯文学的精品靠拢,学习它的思想和技法,另一方面,纯文学也应该向大众读物学习,从那里获得传播的力量。 —————————————————————— 1981年,当24岁的朱大可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举起酒盅挥别过去时,并未预见到他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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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采访朱大可: “海派文化”是面向未来的 “城市应具有多样性” 经济观察报:世博会的各国场馆中,你最喜欢哪个馆? 朱大可:我比较喜欢英国馆。它像海洋里漂浮的球状生物,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透明纤毛和种子的概念,代表着人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而且所有的绿色理念都蕴含其中。还有,西班牙馆用竹草块毯覆盖,犹如一头覆盖着植物鳞片的怪兽,也很有童话气息。一些东欧小国像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在色彩和色块的运用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博会将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 朱大可:世博会是全球体制,刚好与“海派精神”契合,与上海的特色吻合。我曾提出,世博会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集市,是全球最大的文化科技集市。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刚好就是具有集市特征的城市,它热衷于主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马戏节,藉此吸引很多人来看热闹。上海举办世博会,完全符合它的文化逻辑。 但上海需要反思的是,这些集市对本地的文化原创究竟有什么意义?上海缺乏的不是集市,而是文化原创力。集市散了之后,各地来的艺术家都回去了,上海就成了文化空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跑光了,他们在北京做工作室,虽然家安在上海,但艺术活动都跑到北京去做。北京有很多艺术园区,提供了自由交流和竞争的空间。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大多数是假的,都成了电脑公司、商铺、咖啡馆和餐厅,不是真正做文化原创的场所。 经济观察报:韩寒在博客中批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一条好标语,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句口号的英文翻译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city,betterlife)比中文更加准确贴切。“城市病”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比如城市交通。世界上最牛的城市,像纽约和伦敦,都无法解决交通堵塞难题。而这肯定让所有居民都感到“不美好”。难道你上海有本事解决这个难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朱大可:它应该具有多样性,保留不同阶层,不同的文化分区,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这是优秀城市的文化地理。但区域和阶层的分界,应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管制过度,就一定会让生活更不美好。 “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 经济观察报: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蓬勃向上的迹象,虽然还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思潮,还不能称作“文化复兴”,但它已经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有可以进入史册的杰作。1986年,一场被称为“反自由化”的政治风波让很多作家受到批判。从那之后,上海对文化的管辖慢慢收紧了。 经济观察报: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对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运动,北京在整个20世纪期间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样态。相对而言,海派文化则更开放、更时尚、更具现代性特点。京派文化面对历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来,两者的时间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从不讨论中国历史和传统国学。 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会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甚至发展为浮肿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体,就是所谓的“老克勒”。王安忆试图描写这个群体,陈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个女老克勒。她对美国爵士乐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的迷恋,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点。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海派文化的发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的空间弹性越来越少低,文化活力越来越弱,文化的原创性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一说起作家,无非就是鲁迅、巴金、张爱玲;一说起上海,就是旗袍、钢琴、月份牌、石库门、梧桐树、金枝玉叶之类的小资玩意儿。但这些文化遗产,现在基本已经挥霍光了。上海正在沦为一座文化资源匮乏型城市。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因为上海的区域特色越来越少了? 朱大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方言的生死问题。自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推行强势方言、也就是北京话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普通话作为共同交际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区域文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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