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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日志

 
 

朱大可:自由、浪漫、变革——先锋城市的三种文化属性   

2015-12-06 10:02: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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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自由、浪漫、变革——先锋城市的三种文化属性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自由上海(1927-1937)



自由是先锋城市的基本属性。从全球的视域看,马赛、热那亚、汉堡、鹿特丹、香港、澳门、新加坡和北非的丹吉尔等等,都曾是著名的自由港,不仅提供关税的减免优惠,而且向本国乃至全球居民提供居住和言说的自由。而殖民地上海则是本土的最大奇迹。在1920-1930年代,这个被各国租界所肢解的狭小空间,竟然诞生了20世纪中国最迷人的文化产品。


我们已经看见,在北平遭到东北军阀的大批知识分子从时局恶化的北京南下,和优秀的外省青年汇合,在那里重建新文化的家园。鲁迅、夏衍(日租界)、巴金、施蛰存、穆时英(法租界)、茅盾、林语堂、梁实秋(公共租界)等等,这些公众熟知的姓氏,代表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趣味,却在同一自由空间里,深化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自由口岸,在短短十年里(当然也包括孤岛时期和战后时期),把文化原创推进到非凡的程度。申报、商务印书馆、明星影业公司,这三大文化产业,曾经是亚洲最富原创性的机构。如果没有日军的蓄意破坏,上海注定要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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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租界外滩一角


作为公共租界的市政管理最高机构,工部局的下辖部门是:警务处(管辖治安)、捐务处(管理投资和募捐事务)、卫生处(管理公共卫生)、工务处(管理市政工程)、教育处(管理学校)、财务处(管理财政),以及公共图书馆、乐队和华文处(负责翻译事务)等。从这个名录中我们没有发现文化处,这意味着工部局完全放弃了对文化的管理权。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正是老子精神的现代扩展,它超越了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对文化事业作了史无前例的“放纵”。在当时的语境下,“不管”就是最高的管理。它向文化学者提供了有力的研究样板,证明自由以及对自由的庇护,就是文化繁荣的逻辑前提。


更为重要的是,租界庇护了受到威胁的知识分子。中共一大和二大,均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尽管革命先驱者仍然要面对巡捕的窥伺,但他们毕竟获得了出生的契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鲁迅,鲁迅被迫躲进日租界,在情势最危急的时刻,他甚至住进了日本人开办的旅馆。所有这些例证都向我们证实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自由空间为思想的繁荣提供了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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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内山书店门口的纪念碑


“上海现象”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如果没有上海租界的自由空间,我们今天就无法阅读到那些丰厚的文学遗产,更无法享用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性后果。当我们继续置身于这一体制时,我们应当感恩那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它庇护了那些危险的人物及其思想。在那个没有施加国家奖金的化肥的时代,文化却在茁壮成长,在短短十年内完成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使命。




浪漫延安(1936-1942)



在上海和北平遭遇战争威胁的时刻,延安收纳了大批流亡青年,从而变得生机勃勃起来。延安引领革命浪漫主义风尚,继上海之后,成为中国最前卫的城镇。


南泥湾的拓荒者不仅在辛勤地开辟着荒芜的土地,而且在耕作着革命恋情。“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洒边的流萤”(延安颂),延河成为浪漫主义的休闲广场,散步、拥抱和亲吻,红色恋人们在那里播种牛虻式的爱情,在战争迫在眉睫的年代,它们热切、短暂、稍纵即逝,犹如山野上的雏菊和芒草,超越了领袖和士兵的界线,并且成为鼓舞士气的最奇妙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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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桥儿沟鲁艺旧址(朱大可摄)


从1936年到1942年初,延安的浪漫气息解放了人的心灵和情感,并由此发孕生着红色文艺的胚胎。爱情的自由生长,激发了文化原创的生机。延安的文艺和教育单位,从鲁艺到党校,洋溢着20 世纪罕见的自由气息。演奏西洋乐曲和民族小调;排演西洋话剧和民族戏曲;展开热烈的歌咏会,讴歌浪漫的新生活;在粗陋的黑板上,书写爱情和革命的双重诗篇。各种原创性活动蓬勃展开,人们在不倦地探寻革命话语的全新语词和句法。


在这样的窑洞信念中,诞生了大批红色文本,并且成为日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典范,并且涌现了包括何其芳、冼星海、贺绿汀、古元等在内的新型知识分子,尽管此后的座谈会教条严重损害了文化的繁荣,但就历史本身而言,它的确已在贫困的陕北高原,创造出一个文化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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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桥儿沟鲁艺旧址(朱大可摄)



这种文化繁荣不仅基于某种反叛的立场,而且也基于一种“情感-性-意识形态”的自由维度。“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样的咏赞,描述着延安移民的日常情感。吴伯箫说,很多从国统区来的人,都谈到过他们到达延安后,所获得的那种“解放感和自由感”。但到了1942年,它被整风运动所粗暴地打断,从此成为一去不返的奇迹,仅存于延安老人的感伤记忆之中。




变革深圳(1978-1989)



在二十世纪,民国初年的北平和广州,都具有类似的短暂活力。在我看来,深圳在历史上也曾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在1980年代,深圳一度成为领潮改革开放之风的第一先锋城市。它的标志不仅是这座城市本身被定义为“经济特区”,而且在于《深圳青年报》所扮演的角色。它是青年人本主义精神的南方营垒,一度大量刊发有关支持改革开放的言论,成为指导解冻时期中国的改革消息的重大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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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车站


1986921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成员、现任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超英的文章:《我赞成邓小平退休》一文,顿时引起轩然大波。此后,蛇口通讯报接过了它的旗帜,继续刊发各种先锋言论,其中也包括以整版篇幅,连续七次转载我本人的长文《空心的文学》。深圳就这样成为全国青年的信念明灯。大批南下的青年知识分子,从海南转道深圳,从那里寻求精神家园的重构。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在1989年以后得到了北京高层的认可,并且最终成为重要的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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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罗湖人才市场


1988年1月,曲啸和李燕杰等“青年导师”前往蛇口与青年思想移民对话,在演讲现场遭遇与会者的激烈反驳,并引发全国范围的思想争鸣,此即著名的“蛇口风波”。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的袁庚先生,就此公开阐明自己的立场:“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作为主政者的袁庚的观点和立场,赢得了深圳乃至全国知识界的尊敬。


1993年3月,邓小平抵达深圳,并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用言论的钥匙,开启了第二次经济改革运动。深圳就此成为改革新浪潮的桥头堡。这是深圳作为先锋城市的第二次崛起,但它却大步退出文化先锋的战地,拱手出让了文化先驱的称号。而即便如此,深圳在八十年代中期所做出的文化贡献,并未遭到世人的忘却,恰恰相反,它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载入了城市发展的史册。




结语:先锋城市的历史宿命



我们已经看到,在城市的生命周期中,先锋的特性总是以大爆炸样式突然出现,而后便转瞬即逝,仅仅给人们留下感伤的记忆。对上述三座先锋城市的缅怀,触发了我们的深切追问和反思,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城市史上,先锋状态为何总是如此短暂的?它为什么不能成为城市的永久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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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桥儿沟鲁艺旧址(朱大可摄)


历史考察似乎只能提供一种答案:这种速朽性正是城市先锋的本质。在充满变数的转型中国,先锋无法由地方官员预谋打造,也不能由刻意宣传来加以塑造,它总是无数政经元素相遇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先锋就是各种历史机遇的总和。在每一个时代,历史之神总要为我们选择一座城市,推动它变得先锋起来,并由此担当种族触角的使命。而在(尚未、即将抑或已经)完成这项使命时,便注定要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动中黯然谢幕,被下一座城市所替代。这种古怪的先锋轮值制,就是中国现代城市的戏剧性宿命。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在此重申自由、浪漫和变革这三个ABC式关键词的价值。它们曾经分别是上海、延安和深圳的先锋特性,成为这三座城市的核心魅力,并且为20世纪中国提供了卓越的历史样本。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同时占有所有的属性,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使它们成为美妙的记忆。(本文为2006年12月末举行的“先锋城市论坛”上的演讲词)



本文题图: 延安桥儿沟鲁艺旧址(朱大可摄)

本文部分插图来自互联网,原作者不详。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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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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