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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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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制造“幸福”的五种工艺   

2015-04-16 20:15: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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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在“实存幸福”缺席的情形下,“幸福感”完全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魔法,其秘诀在于大暴力与“小恩惠”的交替施用,而结果是受虐者的感激涕零。跟影片《姜戈》所描述情形恰好相反,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拥有“虚构性幸福感”的人群,只能涌现于暴政的黑暗土壤。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其它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制造“幸福感”的魔法而言,中国始终位列世界领先地位。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毒官僚和毒体制,如果你依然深感“幸福”,便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种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
无限淡定和超凡出世的圣人;第四,你是某综合症的可怜患者。当然,还可能有第五状况,那就是你被调研者无辜地“幸福”了一把。此类官样报告的结论,通常会受到来自舆论的质疑和嘲笑,但在一个漫天造假的时代,开出区区几朵“幸福”的假花,实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本文插图皆为日本艺术家石田彻也的画作 上传与管理:杰夫 ————————————————————————— 2014年5月《文化虫洞》一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曾将朱大可誉为“中国的本雅明”,这本《文化虫洞》,则以“引语之书”的迷人面貌,重绘了本雅明未曾实现的梦。这是一本实验之书,它告诉人们,做书是一门艺术,做书有多种可能。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虫洞”,读者可以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在本雅明与朱大可之间,在两个平行的文化宇宙之间,往来自如,来回穿越。这更是一次炫目的智性旅途,朱式引语的睿智与配图风格的大胆,形成一个多维的文化空间。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朱大可:制造“幸福”的五种工艺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感”。在“实存幸福”缺席的情形下,“幸福感”完全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魔法,其秘诀在于大暴力与“小恩惠”的交替施用,而结果是受虐者的感激涕零。跟影片《姜戈》所描述情形恰好相反,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拥有“虚构性幸福感”的人群,只能涌现于暴政的黑暗土壤。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其它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制造“幸福感”的魔法而言,中国始终位列世界领先地位。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毒官僚和毒体制,如果你依然深感“幸福”,便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种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

 

制造“幸福”的五种工艺

 
感”。在“实存幸福”缺席的情形下,“幸福感”完全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魔法,其秘诀在于大暴力与“小恩惠”的交替施用,而结果是受虐者的感激涕零。跟影片《姜戈》所描述情形恰好相反,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拥有“虚构性幸福感”的人群,只能涌现于暴政的黑暗土壤。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其它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制造“幸福感”的魔法而言,中国始终位列世界领先地位。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毒官僚和毒体制,如果你依然深感“幸福”,便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种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朱大可


官方媒体报道的“幸福调查”,每回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社科院牵头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引入幸福感竞争力指数,报告声称,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高达76.06。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今年发布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再次戏剧性地显示,83.8%的受访家庭表示幸福,只有1.5%的人群表示不幸福。上述调查都试图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沉醉于“幸福”之中,而跟自称“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朝鲜,形成热烈的竞争态势。

无限淡定和超凡出世的圣人;第四,你是某综合症的可怜患者。当然,还可能有第五状况,那就是你被调研者无辜地“幸福”了一把。此类官样报告的结论,通常会受到来自舆论的质疑和嘲笑,但在一个漫天造假的时代,开出区区几朵“幸福”的假花,实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本文插图皆为日本艺术家石田彻也的画作 上传与管理:杰夫 ————————————————————————— 2014年5月《文化虫洞》一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曾将朱大可誉为“中国的本雅明”,这本《文化虫洞》,则以“引语之书”的迷人面貌,重绘了本雅明未曾实现的梦。这是一本实验之书,它告诉人们,做书是一门艺术,做书有多种可能。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虫洞”,读者可以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在本雅明与朱大可之间,在两个平行的文化宇宙之间,往来自如,来回穿越。这更是一次炫目的智性旅途,朱式引语的睿智与配图风格的大胆,形成一个多维的文化空间。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制造“幸福”的五种工艺 朱大可 官方媒体报道的“幸福调查”,每回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社科院牵头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引入幸福感竞争力指数,报告声称,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高达76.06。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今年发布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再次戏剧性地显示,83.8%的受访家庭表示幸福,只有1.5%的人群表示不幸福。上述调查都试图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沉醉于“幸福”之中,而跟自称“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朝鲜,形成热烈的竞争态势。 央视记者的街头随访,曾经是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在一种“被幸福”的语境里,受访者的回答不是随口胡诌,就是答非所问,除了制造新闻噱头,没有任何学术采样价值,反而揭示出“逼问式调查”的荒谬性。它与其说是一场社调,不如说是一种话筒魔法,企图从路人的舌尖上,榨出美妙的乌托邦感受。 所有“幸福”调查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幸福感”取代“幸福”,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感”是高度个人化的,可以任意体验、表述或阐释,但“幸福”却必须有客观指标加以支撑,它取决于收入高低、住房好坏、职业优劣、家庭关系及其自由、平等、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的获取状况,我称之为“实存幸福”。 目前观察到的街头采样调查,都仅关涉受访者的“幸福感”,而跟真正的“实存幸福”无关。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总是名列前茅,而在奇迹遍地的本朝,这是所有奇迹中最为可疑的一种。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在此类调查中吐露真言。置身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受访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说谎,它导致所有在中国展开的问卷式社调,始终跟真相保持着坚硬的距离。 即便所有受访者都很诚实,那么依然有两种幸福感需要加以甄别,第一种建立于“实存幸福”之上,可称为“实存性幸福感”,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它是蓄意制造的结果,我称之为“虚构性幸福

央视记者的街头随访,曾经是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在一种“被幸福”的语境里,受访者的回答不是随口胡诌,就是答非所问,除了制造新闻噱头,没有任何学术采样价值,反而揭示出“逼问式调查”的荒谬性。它与其说是一场社调,不如说是一种话筒魔法,企图从路人的舌尖上,榨出美妙的乌托邦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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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幸福”的五种工艺 朱大可 官方媒体报道的“幸福调查”,每回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社科院牵头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引入幸福感竞争力指数,报告声称,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高达76.06。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今年发布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再次戏剧性地显示,83.8%的受访家庭表示幸福,只有1.5%的人群表示不幸福。上述调查都试图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沉醉于“幸福”之中,而跟自称“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朝鲜,形成热烈的竞争态势。 央视记者的街头随访,曾经是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在一种“被幸福”的语境里,受访者的回答不是随口胡诌,就是答非所问,除了制造新闻噱头,没有任何学术采样价值,反而揭示出“逼问式调查”的荒谬性。它与其说是一场社调,不如说是一种话筒魔法,企图从路人的舌尖上,榨出美妙的乌托邦感受。 所有“幸福”调查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幸福感”取代“幸福”,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感”是高度个人化的,可以任意体验、表述或阐释,但“幸福”却必须有客观指标加以支撑,它取决于收入高低、住房好坏、职业优劣、家庭关系及其自由、平等、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的获取状况,我称之为“实存幸福”。 目前观察到的街头采样调查,都仅关涉受访者的“幸福感”,而跟真正的“实存幸福”无关。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总是名列前茅,而在奇迹遍地的本朝,这是所有奇迹中最为可疑的一种。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在此类调查中吐露真言。置身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受访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说谎,它导致所有在中国展开的问卷式社调,始终跟真相保持着坚硬的距离。 即便所有受访者都很诚实,那么依然有两种幸福感需要加以甄别,第一种建立于“实存幸福”之上,可称为“实存性幸福感”,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它是蓄意制造的结果,我称之为“虚构性幸福


感”。在“实存幸福”缺席的情形下,“幸福感”完全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魔法,其秘诀在于大暴力与“小恩惠”的交替施用,而结果是受虐者的感激涕零。跟影片《姜戈》所描述情形恰好相反,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拥有“虚构性幸福感”的人群,只能涌现于暴政的黑暗土壤。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其它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制造“幸福感”的魔法而言,中国始终位列世界领先地位。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毒官僚和毒体制,如果你依然深感“幸福”,便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种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

所有“幸福”调查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幸福感”取代“幸福”,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感”是高度个人化的,可以任意体验、表述或阐释,但“幸福”却必须有客观指标加以支撑,它取决于收入高低、住房好坏、职业优劣、家庭关系及其自由、平等、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的获取状况,我称之为“实存幸福”。

制造“幸福”的五种工艺 朱大可 官方媒体报道的“幸福调查”,每回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社科院牵头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引入幸福感竞争力指数,报告声称,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高达76.06。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今年发布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再次戏剧性地显示,83.8%的受访家庭表示幸福,只有1.5%的人群表示不幸福。上述调查都试图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沉醉于“幸福”之中,而跟自称“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朝鲜,形成热烈的竞争态势。 央视记者的街头随访,曾经是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在一种“被幸福”的语境里,受访者的回答不是随口胡诌,就是答非所问,除了制造新闻噱头,没有任何学术采样价值,反而揭示出“逼问式调查”的荒谬性。它与其说是一场社调,不如说是一种话筒魔法,企图从路人的舌尖上,榨出美妙的乌托邦感受。 所有“幸福”调查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幸福感”取代“幸福”,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感”是高度个人化的,可以任意体验、表述或阐释,但“幸福”却必须有客观指标加以支撑,它取决于收入高低、住房好坏、职业优劣、家庭关系及其自由、平等、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的获取状况,我称之为“实存幸福”。 目前观察到的街头采样调查,都仅关涉受访者的“幸福感”,而跟真正的“实存幸福”无关。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总是名列前茅,而在奇迹遍地的本朝,这是所有奇迹中最为可疑的一种。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在此类调查中吐露真言。置身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受访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说谎,它导致所有在中国展开的问卷式社调,始终跟真相保持着坚硬的距离。 即便所有受访者都很诚实,那么依然有两种幸福感需要加以甄别,第一种建立于“实存幸福”之上,可称为“实存性幸福感”,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它是蓄意制造的结果,我称之为“虚构性幸福


目前观察到的街头采样调查,都仅关涉受访者的“幸福感”,而跟真正的“实存幸福”无关。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总是名列前茅,而在奇迹遍地的本朝,这是所有奇迹中最为可疑的一种。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在此类调查中吐露真言。置身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受访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说谎,它导致所有在中国展开的问卷式社调,始终跟真相保持着坚硬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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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所有受访者都很诚实,那么依然有两种幸福感需要加以甄别,第一种建立于“实存幸福”之上,可称为“实存性幸福感”,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它是蓄意制造的结果,我称之为“虚构性幸福感”。在“实存幸福”缺席的情形下,“幸福感”完全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魔法,其秘诀在于大暴力与“小恩惠”的交替施用,而结果是受虐者的感激涕零。跟影片《姜戈》所描述情形恰好相反,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拥有“虚构性幸福感”的人群,只能涌现于暴政的黑暗土壤。


感”。在“实存幸福”缺席的情形下,“幸福感”完全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魔法,其秘诀在于大暴力与“小恩惠”的交替施用,而结果是受虐者的感激涕零。跟影片《姜戈》所描述情形恰好相反,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拥有“虚构性幸福感”的人群,只能涌现于暴政的黑暗土壤。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其它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制造“幸福感”的魔法而言,中国始终位列世界领先地位。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毒官僚和毒体制,如果你依然深感“幸福”,便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种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制造“幸福”的五种工艺 朱大可 官方媒体报道的“幸福调查”,每回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社科院牵头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引入幸福感竞争力指数,报告声称,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高达76.06。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今年发布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再次戏剧性地显示,83.8%的受访家庭表示幸福,只有1.5%的人群表示不幸福。上述调查都试图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沉醉于“幸福”之中,而跟自称“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朝鲜,形成热烈的竞争态势。 央视记者的街头随访,曾经是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在一种“被幸福”的语境里,受访者的回答不是随口胡诌,就是答非所问,除了制造新闻噱头,没有任何学术采样价值,反而揭示出“逼问式调查”的荒谬性。它与其说是一场社调,不如说是一种话筒魔法,企图从路人的舌尖上,榨出美妙的乌托邦感受。 所有“幸福”调查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幸福感”取代“幸福”,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感”是高度个人化的,可以任意体验、表述或阐释,但“幸福”却必须有客观指标加以支撑,它取决于收入高低、住房好坏、职业优劣、家庭关系及其自由、平等、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的获取状况,我称之为“实存幸福”。 目前观察到的街头采样调查,都仅关涉受访者的“幸福感”,而跟真正的“实存幸福”无关。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总是名列前茅,而在奇迹遍地的本朝,这是所有奇迹中最为可疑的一种。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在此类调查中吐露真言。置身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受访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说谎,它导致所有在中国展开的问卷式社调,始终跟真相保持着坚硬的距离。 即便所有受访者都很诚实,那么依然有两种幸福感需要加以甄别,第一种建立于“实存幸福”之上,可称为“实存性幸福感”,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它是蓄意制造的结果,我称之为“虚构性幸福

感”。在“实存幸福”缺席的情形下,“幸福感”完全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魔法,其秘诀在于大暴力与“小恩惠”的交替施用,而结果是受虐者的感激涕零。跟影片《姜戈》所描述情形恰好相反,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拥有“虚构性幸福感”的人群,只能涌现于暴政的黑暗土壤。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其它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制造“幸福感”的魔法而言,中国始终位列世界领先地位。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毒官僚和毒体制,如果你依然深感“幸福”,便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种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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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幸福”的五种工艺 朱大可 官方媒体报道的“幸福调查”,每回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社科院牵头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引入幸福感竞争力指数,报告声称,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高达76.06。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今年发布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再次戏剧性地显示,83.8%的受访家庭表示幸福,只有1.5%的人群表示不幸福。上述调查都试图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沉醉于“幸福”之中,而跟自称“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朝鲜,形成热烈的竞争态势。 央视记者的街头随访,曾经是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在一种“被幸福”的语境里,受访者的回答不是随口胡诌,就是答非所问,除了制造新闻噱头,没有任何学术采样价值,反而揭示出“逼问式调查”的荒谬性。它与其说是一场社调,不如说是一种话筒魔法,企图从路人的舌尖上,榨出美妙的乌托邦感受。 所有“幸福”调查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幸福感”取代“幸福”,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感”是高度个人化的,可以任意体验、表述或阐释,但“幸福”却必须有客观指标加以支撑,它取决于收入高低、住房好坏、职业优劣、家庭关系及其自由、平等、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的获取状况,我称之为“实存幸福”。 目前观察到的街头采样调查,都仅关涉受访者的“幸福感”,而跟真正的“实存幸福”无关。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总是名列前茅,而在奇迹遍地的本朝,这是所有奇迹中最为可疑的一种。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在此类调查中吐露真言。置身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受访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说谎,它导致所有在中国展开的问卷式社调,始终跟真相保持着坚硬的距离。 即便所有受访者都很诚实,那么依然有两种幸福感需要加以甄别,第一种建立于“实存幸福”之上,可称为“实存性幸福感”,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它是蓄意制造的结果,我称之为“虚构性幸福


感”。在“实存幸福”缺席的情形下,“幸福感”完全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魔法,其秘诀在于大暴力与“小恩惠”的交替施用,而结果是受虐者的感激涕零。跟影片《姜戈》所描述情形恰好相反,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拥有“虚构性幸福感”的人群,只能涌现于暴政的黑暗土壤。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其它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制造“幸福感”的魔法而言,中国始终位列世界领先地位。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毒官僚和毒体制,如果你依然深感“幸福”,便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种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其它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制造“幸福感”的魔法而言,中国始终位列世界领先地位。


制造“幸福”的五种工艺 朱大可 官方媒体报道的“幸福调查”,每回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社科院牵头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引入幸福感竞争力指数,报告声称,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高达76.06。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今年发布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再次戏剧性地显示,83.8%的受访家庭表示幸福,只有1.5%的人群表示不幸福。上述调查都试图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沉醉于“幸福”之中,而跟自称“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朝鲜,形成热烈的竞争态势。 央视记者的街头随访,曾经是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在一种“被幸福”的语境里,受访者的回答不是随口胡诌,就是答非所问,除了制造新闻噱头,没有任何学术采样价值,反而揭示出“逼问式调查”的荒谬性。它与其说是一场社调,不如说是一种话筒魔法,企图从路人的舌尖上,榨出美妙的乌托邦感受。 所有“幸福”调查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幸福感”取代“幸福”,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感”是高度个人化的,可以任意体验、表述或阐释,但“幸福”却必须有客观指标加以支撑,它取决于收入高低、住房好坏、职业优劣、家庭关系及其自由、平等、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的获取状况,我称之为“实存幸福”。 目前观察到的街头采样调查,都仅关涉受访者的“幸福感”,而跟真正的“实存幸福”无关。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总是名列前茅,而在奇迹遍地的本朝,这是所有奇迹中最为可疑的一种。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在此类调查中吐露真言。置身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受访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说谎,它导致所有在中国展开的问卷式社调,始终跟真相保持着坚硬的距离。 即便所有受访者都很诚实,那么依然有两种幸福感需要加以甄别,第一种建立于“实存幸福”之上,可称为“实存性幸福感”,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它是蓄意制造的结果,我称之为“虚构性幸福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毒官僚和毒体制,如果你依然深感“幸福”,便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种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无限淡定和超凡出世的圣人;第四,你是某综合症的可怜患者。当然,还可能有第五状况,那就是你被调研者无辜地“幸福”了一把。此类官样报告的结论,通常会受到来自舆论的质疑和嘲笑,但在一个漫天造假的时代,开出区区几朵“幸福”的假花,实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制造“幸福”的五种工艺 朱大可 官方媒体报道的“幸福调查”,每回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社科院牵头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引入幸福感竞争力指数,报告声称,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高达76.06。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今年发布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再次戏剧性地显示,83.8%的受访家庭表示幸福,只有1.5%的人群表示不幸福。上述调查都试图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沉醉于“幸福”之中,而跟自称“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朝鲜,形成热烈的竞争态势。 央视记者的街头随访,曾经是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在一种“被幸福”的语境里,受访者的回答不是随口胡诌,就是答非所问,除了制造新闻噱头,没有任何学术采样价值,反而揭示出“逼问式调查”的荒谬性。它与其说是一场社调,不如说是一种话筒魔法,企图从路人的舌尖上,榨出美妙的乌托邦感受。 所有“幸福”调查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幸福感”取代“幸福”,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感”是高度个人化的,可以任意体验、表述或阐释,但“幸福”却必须有客观指标加以支撑,它取决于收入高低、住房好坏、职业优劣、家庭关系及其自由、平等、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的获取状况,我称之为“实存幸福”。 目前观察到的街头采样调查,都仅关涉受访者的“幸福感”,而跟真正的“实存幸福”无关。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总是名列前茅,而在奇迹遍地的本朝,这是所有奇迹中最为可疑的一种。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在此类调查中吐露真言。置身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受访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说谎,它导致所有在中国展开的问卷式社调,始终跟真相保持着坚硬的距离。 即便所有受访者都很诚实,那么依然有两种幸福感需要加以甄别,第一种建立于“实存幸福”之上,可称为“实存性幸福感”,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它是蓄意制造的结果,我称之为“虚构性幸福


本文插图皆为日本艺术家石田彻也的画作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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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幸福”的五种工艺 朱大可 官方媒体报道的“幸福调查”,每回都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社科院牵头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引入幸福感竞争力指数,报告声称,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高达76.06。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今年发布的《人民幸福“中国梦”——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再次戏剧性地显示,83.8%的受访家庭表示幸福,只有1.5%的人群表示不幸福。上述调查都试图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沉醉于“幸福”之中,而跟自称“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朝鲜,形成热烈的竞争态势。 央视记者的街头随访,曾经是网络舆论的关注焦点。在一种“被幸福”的语境里,受访者的回答不是随口胡诌,就是答非所问,除了制造新闻噱头,没有任何学术采样价值,反而揭示出“逼问式调查”的荒谬性。它与其说是一场社调,不如说是一种话筒魔法,企图从路人的舌尖上,榨出美妙的乌托邦感受。 所有“幸福”调查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幸福感”取代“幸福”,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感”是高度个人化的,可以任意体验、表述或阐释,但“幸福”却必须有客观指标加以支撑,它取决于收入高低、住房好坏、职业优劣、家庭关系及其自由、平等、尊严等各种基本权利的获取状况,我称之为“实存幸福”。 目前观察到的街头采样调查,都仅关涉受访者的“幸福感”,而跟真正的“实存幸福”无关。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总是名列前茅,而在奇迹遍地的本朝,这是所有奇迹中最为可疑的一种。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在此类调查中吐露真言。置身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受访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说谎,它导致所有在中国展开的问卷式社调,始终跟真相保持着坚硬的距离。 即便所有受访者都很诚实,那么依然有两种幸福感需要加以甄别,第一种建立于“实存幸福”之上,可称为“实存性幸福感”,而另一种则刚好相反,它是蓄意制造的结果,我称之为“虚构性幸福

2014年5月《文化虫洞》一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曾将朱大可誉为“中国的本雅明”,这本《文化虫洞》,则以“引语之书”的迷人面貌,重绘了本雅明未曾实现的梦。这是一本实验之书,它告诉人们,做书是一门艺术,做书有多种可能。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虫洞”,读者可以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在本雅明与朱大可之间,在两个平行的文化宇宙之间,往来自如,来回穿越。这更是一次炫目的智性旅途,朱式引语的睿智与配图风格的大胆,形成一个多维的文化空间。


感”。在“实存幸福”缺席的情形下,“幸福感”完全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魔法,其秘诀在于大暴力与“小恩惠”的交替施用,而结果是受虐者的感激涕零。跟影片《姜戈》所描述情形恰好相反,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拥有“虚构性幸福感”的人群,只能涌现于暴政的黑暗土壤。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其它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制造“幸福感”的魔法而言,中国始终位列世界领先地位。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毒官僚和毒体制,如果你依然深感“幸福”,便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种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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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无限淡定和超凡出世的圣人;第四,你是某综合症的可怜患者。当然,还可能有第五状况,那就是你被调研者无辜地“幸福”了一把。此类官样报告的结论,通常会受到来自舆论的质疑和嘲笑,但在一个漫天造假的时代,开出区区几朵“幸福”的假花,实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本文插图皆为日本艺术家石田彻也的画作 上传与管理:杰夫 ————————————————————————— 2014年5月《文化虫洞》一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曾将朱大可誉为“中国的本雅明”,这本《文化虫洞》,则以“引语之书”的迷人面貌,重绘了本雅明未曾实现的梦。这是一本实验之书,它告诉人们,做书是一门艺术,做书有多种可能。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虫洞”,读者可以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在本雅明与朱大可之间,在两个平行的文化宇宙之间,往来自如,来回穿越。这更是一次炫目的智性旅途,朱式引语的睿智与配图风格的大胆,形成一个多维的文化空间。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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