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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的博客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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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农业文明的死亡与投影文明的再生(二)  

2016-04-13 09:25: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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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农业文明的死亡与投影文明的再生(二)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

农业文明的死亡与投影文明的再生(二)

朱大可


二.华夏文明的时空分野

 

分隔线:华夏文明的空间分裂

 


中国本土拥有两条重要的切割线,第一是400毫米等降水线,它从大兴安岭发端,经张家口、兰州、拉萨到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中国半湿润和半干旱的地区的气候分界线,并大致划分了内流区外流区、季风区与非季风区、温带草原和温带落叶阔叶林、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农耕区和畜牧区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另一切割条是45度斜线的胡焕庸线,从黑龙江黑河市到云南腾冲的人口密度对比线,由地理学家胡焕庸于1935年提出。上述两条线大部分是彼此重合的,只在西南区域出现了显著的分化,为简化起见,不妨粗略地合称为“降水-人口分隔线”。它从气候学和人口地理学的角度,描述了中国文明的二元分裂模式。



朱大可:农业文明的死亡与投影文明的再生(二)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400毫米等降水线





 

依据生存需要的本能,居住在分隔线以西的游牧或半游牧族群,必然要努力向分隔线东区进军,在更为肥沃温润的区域,重建自己的“猎场”、“牧场”和“农场”,并因此跟分隔线以东的原住民东夷族群,发生持续性的冲突、征服与融合。而这恰恰是华夏文明生长的基本模式。这种冲突以甘肃河西走廊东端为起点,以神话传说“炎黄大战”为象征性标志,历经6000-8000左右的历史,直到满清王朝覆灭才暂告终止。它不仅带来大规模死亡和毁灭,也带来的文明的交换,合流以及生长的动力。


二元冲突和融合模式,是目前能够解释华夏文明起源的最好图式。西部移民(“西戎”)提供了小麦、牛羊、家马(战车)、彩陶(大地湾文化)和麻葛,本土原住民提供了稷米、水稻、猪狗、黑陶和蚕丝。本土居民可按农作物进一步细分为半干旱地区的粟作民族(仰韶文化、兴隆洼文化等)和湿润地区(东南信风带)的稻作民族(河姆渡文化)两个支系。这些不同的族群在冲突中融合起来,形成华夏文明的基本格局。


“炎帝神话”象征着信风带的水稻民族,他们源于更早进入东亚的南岛语族,这似乎没有太大的异议,但“黄帝神话”究竟代表粟作民族还是麦作民族?抑或是这两种力量合流的象征?这仍然是个有待破解的疑团,而目前现存的考古学发现,未能直接回答这个疑问。发生“炎黄大战”原因的另一推测是,携带小麦种子的“西戎”向东进击,逼迫华北半干旱地区的稷作居民向东迁徙,进而跟信奉炎神的稻作居民发生严重冲突。这个推测性场景一旦成立,就能细化坚硬的二元冲突模式,而令冲突形态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




朱大可:农业文明的死亡与投影文明的再生(二)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胡焕庸线





以地理人类学的角度观察,以下四种基本法则,决定了华夏二元冲突的基本面貌:


第一,上古时期遍及全球的日神崇拜,形成西亚地区居民向东移迁的坚实动力,而远东作为全球最佳的生物避难所之一,拥有优良的物种生存环境,一旦发生战乱和灾难,西亚居民总是向东逃迁,并因太平洋阻拦而在东亚沉淀下来,不断形成新的移民堆积层,从而令华夏民族成为典型的混合型民族。


第二,由于西伯利亚地区受到间冰期影响,当高纬度地区面临严寒时,北方游牧民族就会向南寻找生机(山东居民“闯关东”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并侵占南方农耕民族的土地,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南下,就跟气候变迁有密切关系, 这种由北而南的迁徙,加剧了华夏文明的混合特征。


第三,在移民的迁徙过程中,物种、器物、技术和神话的移迁是同步进行的,它必然导致文明和文化元素的大规模植入。上述原则表明,根本不存在一个孤立和封闭的“东方”。华夏文明由原住民和移民所共同打造,而非孤岛环境中“土生土长”的结果。没有这种跨区域的传播和交流,文明的崛起和壮大是不可思议的。


第四,华夏农业文明的发育进程可以分为受孕期(新石器时代)、诞生期(诸夏、商、西周)、发育期(东周、秦、汉)、高潮期(唐、宋)、衰退期(元、明、早清)和死亡期(晚清)等六个阶段。在文明的受孕期和诞生期,西部征服者扮演了主导性角色,而在此后的各个时期,东部农耕居民的原创型角色日益重要,西(北)入侵者的角色则趋向于负面化,直到彻底葬送这个文明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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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局部


 

西轴线和东轴线的生与死

 


二元冲突/融合的直接后果,是在周建都镐京之后,逐渐形成一条华夏文明西轴线,它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45度斜线,垂直于东北/西南走向的45度“降水-人口分隔线”,由秦岭南麓的文明融合点开始,沿汉江向东南方向运动,在河南与湖北一带形成文明繁华点。汉江的路线,经陕南、湖北西北和中部,经襄阳武汉注入长江,长达1500公里,勾连黄河与长江两个主要水系,在其四周形成“中原核心”。该斜线正是从融合点(秦岭)向繁华点(河南)进军的基本路线。南宋以前,中国首都(镐京、洛邑、咸阳、长安、汴京等)及主要重大政治文化事件,都发生在该轴线周围。


运河的建造,源于灌溉农业的本性,并以黄河与长江汇合,形成以水系为生命纽带的文明共同体。河流永远是作物、灌溉体系和货物输送的灵魂,而冲积平原的沃土,亦是农作物生长的伟大基础。不仅如此,汉江还是重要的分段式航运通道,能以水陆接力的方式贯通黄河与长江,为中原核心的发育和成长输送养分。


耐人寻味的是,隋唐两朝开凿洛阳到杭州的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其河道可以直通船舶,是帝国企图大规模染指江南资源的地理谋略。这是从西轴线向东轴线转移的重大前兆。江南的富庶格局已经形成,而帝国的皇帝及其文官集团,确认了这个令人喜悦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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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运河分布图





但随着金人南侵和宋军战败,宋王朝迁都建康府(南京,公元1129年),两年后又迁都临安府(杭州,公元1131年),此举导致西轴线被迫东移至太平洋西岸,形成一条纵贯中国东部的东轴线。而轴线东移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的外部威胁方向,由西北转至北方和东北方,并且也在于,江南作为农业文明的新核心业已形成,而海洋贸易的远东航线,也已被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所开启。南宋以后,东轴线首先实现了北段的繁华,它以隋代兴建的京杭大运河为主体,形成北京到杭州的水运动脉。而后,东轴线继续向南延展,以海路连接福州、厦门(泉州)和广州,同时贯通黄河、淮河、长江、闽江和珠江等,跟太平洋海岸线平行,以南北垂直之态,贯通整个东部,成为海洋贸易的坚硬支撑。此后的中国历代都城(南宋临安、元大都、明应天府和北京、清北京、民国南京)以及大多数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条东轴线附近。就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太湖为核心,以杭州、苏州、无锡、南京、镇江、扬州为节点,形成了政治、耕作、纺织、器造、贸易、文学和人才的聚集中心,这种格局至今没有任何改变。 


以西轴斜线和东轴垂直线为经线,以黄河和长江为纬线,就组成了“井”字结构,这个框架结构就是华夏文明的最大机密。井字的内部,是华夏文明的叙事中心,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描述了文明发生的核心,更在于它是强大的叙事引力场,能够将叙事者的言说引向所谓“中心区域”,跟它紧密捆绑起来,同时忽略掉井字框架的外缘及其延展区域。这种叙事聚光效应,招引了大批中国史的研究者,他们像飞蛾一样,云集于井字结构的表面,向它发出经久不息的礼赞。


东轴线跟西轴线的本质性差异,在于其运河的功能跟灌溉无关,而仅限于物资和商品输送。前者是中国农业文明走向衰败、商业文明开始萌芽的重大标志,亦是它向海洋文明转型的重大契机,而鉴于大陆主义和儒家势力的过于强大,东轴线的建构,未能推促农业文明的自我转型,反而以海禁的方式自戕,最终只能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郑和舰队七次出洋,推动的是朱棣的朝贡贸易,而私人贸易遭到严厉禁止。明清两代的大规模海禁,以及太平天国对太湖/长三角地区的毁灭性屠杀,是对东轴线价值的最大瓦解。它耳目俱塞地编织着旧帝国的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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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局部



 

我们已经透彻地看到,西轴线和东轴线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某种重大时间节点,它们要描述华夏文明的三个基本分期。在西轴线形成之前,也即周朝之前,我称之为“前轴期”(前5000年-前11世纪中期),此为华夏文明的发育期,它以彩陶为序幕,以丝绸为纽带,以青铜为高潮,形成早期农耕文明的明晰轮廓。商是一个典型的游居民族,它放弃狩猎而没有放弃肉食, 放弃游牧而没有放弃游居。在短短600年期间,迁都竟达到13次之多。平均50年迁移一次。这是一种游牧/狩猎民族的惯性,不仅如此,这种游居模式还是对游耕模式的一种严密的呼应。所谓游耕,即采用撂荒或轮荒耕作。农民必须随着土地游耕不断搬迁。最初它是一种远距离和跳蛙式的动态搬迁,而后则趋向于A-B两地之间的静态轮耕。这种空间上的节律性摆动,就是早期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


西轴线控制的时代(前11世纪中期-1127年),也即“西轴期”,为华夏文明的全盛期,其间长达1200年。它以西周为定居式农耕模式的真正起点。“井田制”正式确立起来,农民被捆绑在自己的土地上,形成更为严密的定人、定居和定耕的农业管理制度,华夏农耕文明据此走向成熟。经过西周的孕育,以先秦为文化爆炸,以汉为民族自觉,以唐为帝国气象,以宋为原创发明和简约美学的高峰,整个西轴期变得如此迷人。宋朝是先秦以来最受知识分子青睐的时代。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赵氏家族本来能为农业文明描绘一条完美的曲线,却因金国的入侵而变得速朽,把“盛世”的桂冠让渡给了李唐王朝。


东轴线统治的年代(1129-1840),我称为“东轴期”,是华夏文明的衰退期。而就在公元1231年,天主教宗格里高利九世授意设立宗教裁判所,负责侦查、审判和处死异端份子。整个欧洲被漫长的黑暗所笼罩。与此相反,华夏帝国继续沉醉在自酿的文明甜酒之中。临安城的人口在150-500万之间,已经是全球最大都市之一。其他城市如苏州、南京和扬州,也人口济济,一片繁华昌盛的景象。凭藉宋代的农业科技发明、元代的贸易市场和大航海技术、明代的器物制造能力,帝国本来可以大展宏图,成为新文明不朽的酿造者。



朱大可:农业文明的死亡与投影文明的再生(二)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蒙古入侵




阿拉伯、波斯和犹太水手进入中国口岸时,随身携带着昴星团神话。昴星团是水手夜晚辨识方向和导航的重要星座,其中最明亮的七星叫“普勒阿得斯七姐妹”,叙写着希腊神话最具魅力的片段之一。第七位仙女墨洛珀(中国称“昴宿五”)最为弱小,嫁给著名的倒霉蛋国王西西弗。该神话进入中国后,跟牛郎织女神话相混,推石上山和无效劳作的西西弗,被悄然置换成勤劳善良的牛郎董永。这则跟航海及全球贸易相关的欧洲神话,最终被改写为东亚农夫叙事的样本。


这是农业文明消解商业文明的例证。新市场和国际贸易体系的形成,严重偏离了儒家重农主义的信念。发育庞大的城市,意味着市场与贸易、物欲和情欲的多重膨胀,市民精神开始取代农夫精神,它要无耻地颂扬白蛇与许仙的奇异爱情,而这场动乱被圣人朱熹所识破。理学用“天理”及时剿灭了“人欲”。 法海是坚定的灭欲者的象征,他与其说是一名金山寺的僧人,不如说是一位道貌岸然的儒士,奋力行走在欲望之海的边界,对代表淫欲的蛇精以致命的一击。


华夏文明自我转型的最大敌人,不是北方游牧民族,也不是昏聩无能的皇帝,而是那些恪守农业道德的儒学家。他们痛心疾首地坚持对欲望的敌意。明代的阳明心学,不能改变这种抱残守缺的格局。毫无疑问,正是在东轴期,儒家文化成功地制止了文明的哗变。

 


朱大可:农业文明的死亡与投影文明的再生(二) - 朱大可 - 朱大可的博客西洋进贡钟表





 

满清帝国的“反历史叙事”



在农业帝国的晚期,出现了另一个戏剧性事变,那就是游牧民族女真族的入侵。它导致农业文明失去最后一次自我更新的契机。作为游牧征服者的鞑靼人,在占领中原之后,被农业帝国的“先进”文明和文化所震撼,开始努力学习。满族宫廷任命汉儒来教育太子,误以为这个严重衰退的文明就是最高文明,从此沉湎在世界中心的巨大幻觉之中。康熙和乾隆醉心于对汉文化的临摹,不仅通晓汉人的政治谋略,而且精擅琴棋书画,企图成为汉人的文化/美学导师。他们对这种新身份洋洋自得,而未能觉察到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的崛起。汉族儒家知识分子跟皇帝一起抱残守缺,互相取暖,即便在最危急的时刻,也决不放弃对中央帝国和农业道德的幻想。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止。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事变——一个日渐腐化的游牧民族,断送了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赠送四件前工业文明礼物——《圣经》、机械座钟(表达全球化时间——格林尼治时间)、十二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用以解构中国在地球上的“中心”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坤舆万国全图》)和羽管键琴(表达完美的十二音律体系), 它们是理性主义新文明和神圣天启的双重象征。此后的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曾为清帝顺治和康熙修理自鸣钟,指望它们的存在能点燃皇帝的科学理性。但满族天子没有意识到这些“奇技淫巧”的重大意义。他们放弃跟欧洲人一起重构时空的野心,而让那些物品沦为宫廷的可笑摆设。直到今天,它们还安静地坐落在紫禁城的宫室里,其上堆满了历史的尘土。而正是这些宫廷玩具,宣示了新的时空神的降临。


数百年后,英国人在殖民地上海、南京、汉口、广州、福州和厦门等地,先后建立海关大楼,并架设了巨大的时钟。它们位于租界,面朝古老的城镇,居高临下,按格林尼治时区标准发出巨响,宣告近代文明对华夏时间的管辖,同时,敲响了震耳欲聋的旧帝国丧钟。 耐人寻味的是,一百年来,上海海关大钟使用的乐曲,始终在《威斯敏斯特进行曲》和《东方红》之间摆动。这就是投影文明的钟摆效应。它坚定地接管了象征“西方文明”的大钟,而大钟所要表述的话语却在左右摇摆,忽东忽西。我们已被告知,这种摆动还将长期持续下去,它要预言一个精神分裂的文化未来。(全文完)



本文题图为《英特使拜见乾隆》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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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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